近年来,中国和澳大利亚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发展。2008年,中澳双边贸易额已达596.6亿美元,澳为中国第八大贸易伙伴,中国是澳第一大贸易伙伴。随着经济交流的频繁,文化因素开始扮演愈加重要的角色。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西方国家就会计与文化的问题召开了几次重要的国际研讨会议,掀起了会计文化研究的热潮。基于此,本文将从文化角度探讨中澳两国会计体系的差异。

一、霍夫斯泰德(Hofstede)和葛雷(Gray)的文化理论框架

当代管理学大师霍夫斯泰德根据对53个国家和地区的11.6万IBM员工价值取向的调查、分析和比较,从五个维度建立了一个文化框架。

(一)权力距离的跨度大小

权力距离是指组织成员对组织中不平等的权力分配的期望和接受程度。权距较大的社会集权程度较高,等级结构森严,组织成员高度信赖并服从管理者的决策意愿。在权距较小的组织机构中,权力较为分散,管理决策的重心更偏向于雇员。

(二)不确定性规避倾向的强弱

所谓不确定性规避是指一个社会的成员对未来不确定性或者模糊性的容忍程度。该倾向较强的社会中,社会成员的行为遵循正式的规则,纪律较为严谨,故更倾向于建立相应法规、依赖绝对知识和专家评定来规范人们的行为,维系社会价值观共识。

(三)个人主义/集体主义

个人主义盛行的社会,社会关系较为松散,强调个人权利与自由。集体主义者推崇成员之间的和谐,要求成员努力维护集体利益,效忠集体。

(四)男性化/女性化

具有男性化特质的社会崇尚英雄主义,社会竞争意识强烈,以财富功名为成功尺度。相反的,女性化特质表示社会成员重视人际关系,谦逊、关心弱者以及生活质量等等。

(五)长期取向/短期取向

霍夫斯泰德在中国学者的协助下,以中国儒家价值观为出发点补充了第五个维度。长期取向重视未来发展,注重节俭和毅力;短期取向尊重传统,履行社会责任,注重当下的效果。包括日本、韩国在内的很多亚洲国家,都受到了儒家文化的深远影响。相应的,在长期取向这一维度得分较高的一般均为亚洲国家,中国最高。

在霍夫斯泰德文化框架的基础上,葛雷提出四个维度的会计亚文化理论框架,以期进一步探讨不同文化价值观对会计亚文化的影响。

(一)职业化/法律管制

西方会计学界的一个主要争论是会计职业应该更多的受法律管制,还是凭借从业人员的职业判断、行业自律和自我约束。葛雷认为,崇尚个人主义和不确定性规避倾向较弱的社会更为相信个人独立判断,重视实际情况和个体努力,因而偏好依赖职业化判断。

(二)统一性/灵活性

强调统一性的会计文化观与较强的不确定性规避倾向、集体主义倾向以及权距较大的社会文化相关,倾向于强制各公司采用统一的会计制度,要求会计人员遵守既有规定和程序。而强调灵活性的会计文化则会根据公司的具体情况进行弹性处理。

(三)稳健主义/乐观主义

保守稳健向来被认同为会计人员应该持有的职业态度,尤其是在涉及到资产评估和利润报告时。具体保守程度因社会文化环境而异。在不确定性规避倾向较强,推崇集体主义,女性化倾向较明显的社会中,会计文化观偏向谨慎保守。

(四)保密/透明

保密与透明主要针对信息披露程度而言。限制企业信息的披露意味着占有更多信息来源的权威,减少市场竞争风险,重视企业的集体利益。因此,重视保密的会计文化观主要源自于较大的权力距离、着重规避不确定性以及较高的集体主义倾向。

二、中澳文化差异比较以及对会计体系的影响


表1选取了霍夫斯泰德研究中的部分数据结果。该研究中,澳大利亚同英、美等国一起被归为盎格鲁(Anglo)文化的国家,各国平均水平为53个国家和地区的平均数值。中、澳两国主要在权力距离、个人主义倾向以及长期取向上有较大区别。澳大利亚在权距和长期取向的得分大大低于各国平均水平,却在个人主义倾向上排名第二,仅次于美国。

澳大利亚是一个私有企业占绝对优势的联邦制国家。由于受西方主流文化影响,澳大利亚社会强调个体的存在,十分重视个人权利和自由,强调法制,等级观念比较淡薄,追求人权平等。澳洲人社会关系相对松散,人情较为淡漠,自我意识较强。作为英美法系国家,其法律体系以普通法、衡平法和判例法为基础。同英国相似,澳大利亚在会计方面的最高法律是《公司法》,通过该法对包括会计与财务活动在内的公司活动进行立法管理。《公司法》对会计管理只是作出原则性的规定,提供大致框架,具体的会计制度则由澳大利亚会计准则委员会(AASB)制定和颁布。虽然AASB仍受到直属于财政部的财务报告委员会(FRC)的监督,但FRC无权干涉AASB制定会计准则时具体技术方面的工作,从而保证了AASB一定的独立性。澳洲民众对不确定性的接受程度较高,并且由于崇尚个人主义,权距较小,追求平等,所以在会计准则和制度的制定和实施方面更为灵活,会计行业协会的影响较大,重视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
在会计信息披露上,澳大利亚同英美一样,透明度较高,强调保护股东利益。在财务信息方面,大多数上市公司在实务中仅在年报中披露简要财务报告(Concise Financial Report),在公司主页上发布详细完整的财务报告。非财务信息的披露例如公司管理层讨论与分析(MD A)也较为完善,并尤其强调薪酬报告的重要性。此外,虽然诸如社会责任等信息并不属于强制披露范围,澳大利亚许多上市公司仍选择通过年报或其他途径披露公司相关履行情况,也即自愿性信息披露(voluntary disclosure)程度较高。而根据Skinner(1995)在1981年至1990年以NASDAQ上市公司为样本的实证检验结果,自愿性信息披露能够提高公司财务信息的完整性和可靠性。受英国影响,澳大利亚也重视“真实与公允”的观念,强调真实反映公司财务状况,会计核算方法偏向乐观。

中国文化权距较大、崇尚集体主义、不确定性规避倾向较高、较为倾向女性化,长期取向倾向强烈。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儒家重礼义,中心在于一个“仁”字,为人讲究中庸之道,不偏不倚。中国人历来重情意,鼓励社会成员之间互相帮助和支持。中国传统文化重视集体主义精神,凡事求同存异、以大局为主、以集体利益为先。中国历史上经历过长期的高度中央集权,儒家文化重视伦常关系,尊卑有别、长幼有序,在人际交往中每个人都受到自身角色和地位的制约。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做事以恒为贵,勤俭节约是美德,相较于当前利益来说更注重长远发展。

反映在会计亚文化上,典型的集体主义文化倾向,以及作为发展中国家较高的不确定性规避倾向,使得我国会计体系偏向遵循统一的会计制度。《会计法》由全国人大批准颁布,会计准则和行业制度由财政部制定颁布。这是由于我国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财务信息的使用者主要是国家,因此会计准则的制定必然要考虑信息使用者的需求。我国会计管理制度一直为政府主导型,会计人员须遵循会计法规,个人的职业判断不受重视。在会计确认和计量中偏向于采取较为保守谨慎的会计方法。较大的权距和集体主义倾向,使得会计人员对于会计信息公布后可能引起的风险和市场环境变化较为担忧,因而在会计信息披露上更为保守。

三、结语

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政治制度和经济环境,使得中、澳两国之间在会计体系上存在着诸多差异。分析和比较文化因素对两国会计体系的影响是为了能够更为客观正确地对待这些差异。尤其在当前中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趋同,中国经济逐渐在世界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形势下,正确认识会计体系差异背后的文化因素,对于缩小与国际会计准则差距、吸收借鉴他国经验有着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