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问题的提出
现代企业与古典企业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实现了资本与劳动的分离,而后者的资本与劳动同属一个主体。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周其仁才得以在科斯、张五常、威廉姆森和阿尔钦等人的企业性质理论及舒尔茨、罗森、巴泽尔等人的人力资本产权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现代企业的本质是“一个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特别合约”。合约的“特别”之处在于人力资本的产权只能属于个人,非激励难以调度,只有激励得当,合约才能节约一般产品市场的交易费用,并使这种节约多于企业本身的组织成本。很明显,周其仁认为,企业资本的概念已经被一分为二:其一为人力资本,其二为非人力资本,即物质资本,也即传统的企业资本。自从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正式提出“人力资本”的概念以后,人力资本理论便得以不断地丰富和发展,人力也是一种资本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因此,现代企业的广义资本结构,包括现代企业中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构成状况。
实际上,魏杰、肖灼基等人都对人力资本在现代企业中的重要性作出了特别交代,只不过周其仁更为深刻地指出了现代企业的本质在于市场中的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所达成的一个合约关系。但现在的问题是:从周其仁甚至更早的科斯、张五常、威廉姆森、阿尔钦等人那里,都只能得到一个关于企业本质的结果性描述,那么市场中的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是出于何种动因、又是经历了怎样的过程才最终得以形成一个合约体,而维系这一合约体的条件又该如何界定等等。笔者的研究正是针对这些问题而展开。笔者要说明的是:既然企业是一个合约体,那就必须首先肯定当事双方都是独立的市场主体,当然也就存在各自的利益诉求,只有当双方的利益关系开始相互交织时,才有可能产生缔结合约的动机。但是,合约的缔结不可能一劳永逸,合约主体利益关系的不断变动决定了企业合约的动态性,而与这种动态合约相对应的,正是现代企业的广义资本结构。
二、经济利益圆周假说
为了能够说明市场中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缔约的初始动因,这里首先给出一个与西方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说相关的经济利益圆周假说。众所周知,在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众多假说中,由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国富论》中所提到的“经济人假说”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基本的。它一般被表述为:经济人在从事经济活动时,总是希望而且能够谋求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也就是“完全理性假说”。但实际上,受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在一定条件下,经济人的理性总是有限的,通常是“满意化”原则取代“最优化”原则,即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所提出的“有限理性假说”。比较而言,有限理性假说更加符合经济现实,但总的来说又过于宽泛,不利于分析更为具体的经济问题。实际上,经济人的有限理性,不应该只是一个静态的理论前提,而更应该成为一种动态的分析工具。
(一)经济利益圆周假说
经济利益圆周假说,即“一定时期内,任何经济人的所有经济行为的最终结果,都会形成一个以自我为中心,以有效经济利益为半径的经济利益圆周”。圆周内包含着一组与其有效经济利益相关的经济变量,圆周外的经济变量与其有效经济利益无关;经济利益圆周范围的大小,表示一定条件下经济人理性程度的大小;一般来说,经济利益圆周范围的大小与经济人的经济行为能力强弱正相关;有效经济利益则指一定条件下经济人愿意而且可能获得的实际经济利益。如图1所示:
图1(a)中,圆心p代表一个经济人,半径R表征其在一定条件下的经济行为能力,也就是有效经济利益。由于所有经济行为都是以其有效经济利益为限度而展开的,所以行为的最终结果就会形成一个以P为圆心,以R为半径的圆周(⊙P),这个圆周被称为经济人P的经济利益圆周。之所以是圆周而不是其他的几何形状,是因为圆周上各点的曲度相同,正好吻合了通行的经济最优化原则:
dX1/dY1=dX2/dY2
(二)单主体经济利益圆周的扩张
相对于图1(a)中的⊙P来说,图1(b)中的⊙P'表示某个经济主体的经济利益圆周出现的扩张(R'>R)。而引起这种扩张的原因可能是:(1)经济社会的普遍发展;(2)个别经济人的经济行为能力增强,等。可以肯定,只要存在私有产权(以市场经济条件为典型代表),这种经济人的经济利益圆周就会普遍存在,并且构成经济社会运行的微观基础。
(三)多主体经济利益圆周的扩张与重叠
当市场中多个经济主体的经济利益圆周同时扩张时,就有可能出现一个主体的经济利益圆周与另一个主体的经济利益圆周重叠,重叠部分的经济含义有两重:一是表示存在双方的共同经济变量,二是表示存在双方的潜在共同利益。如图2所示:
图2中,⊙P1和⊙P2分别代表经济人P1和经济人P2的经济利益圆周,重叠部分(阴影部分)代表两者之间出现了同时与双方利益相关的共同经济变量,非重叠部分仍为各自的特有经济变量,而与共同经济变量相联系的则是双方潜在的共同利益。
三、现代企业广义资本结构的形成机理
接下来将在以上经济利益圆周假说的基础上,分析现代企业广义资本结构的形成机理。基本思路是:遵循市场中的企业在本质上是一个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特别合约的分析框架。假设市场中存在着单纯的物质资本所有者(具体可分为股权资本所有者和债权资本所有者)和单纯人力资本所有者(具体可分为管理型人力资本所有者和技能型人力资本所有者),并将两者抽象为两个有限理性的经济人,他们的经济行为均符合经济利益圆周假说。当两者的经济利益圆周重叠时,双方在共同利益部分的行动以及合约选择便构成了现代企业的广义资本结构。
(一)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经济利益圆周扩张并重叠:一个必要条件
首先将图2中的P1和P2分别定义为现代企业中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显然,当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经济利益圆周各自扩张以至出现重叠时,重叠部分既代表双方的共同经济变量,也代表双方的潜在共同利益。之所以是“潜在”而不是“现实”,原因在于:根据经济人的自利原则,经济人总是倾向于“完全占有”进入自己利益范围的所有经济利益,于是P1和P2将会同时把这一部分潜在共同利益视为个人利益。那么问题的关键是,这一部分潜在利益最终会以怎样的结果变为现实?这实际上有赖于当事人双方对重叠部分行动协调机制的选择,即如何协调好双方的共同经济变量,而可供选择的最基本的协调方式不外乎两种:合作与非合作。
(二)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非合作行动模型:失败的利益联结过程
当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经济利益圆周出现重叠且双方在共同经济变量部分采取非合作行动时,将得到一个如图3所示的经济模型:
图3从左上方开始,按照箭头所指的顺序共由四部分组成。在图3第一部分,经济人P1与P2的经济利益圆周重叠,说明双方存在潜在的共同利益,用图3第二部分中的⊙C(实线)表示双方的公共部分,由于P1、P2在公共部分采取非合作的方式,各自为获取共同利益而采取对立行动(用相反的两个箭头表示,这类似于物理学中作用在同一物体上的两个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力,其合力为0),结果是两者在公共部分的潜在利益减少甚至消失(用图3第二部分中半径缩小后的虚线⊙C表示)。这样,利益反馈的结果是两者所能获取的有效经济利益受损(用图3第三部分中两个向外的箭头表示),业已扩大的经济利益圆周出现萎缩,直到双方的重叠部分消失,即:
P1 ∩ P2 > P1' ∩ P2' = Φ
由于P1和P2的交集变为空集,也就是双方不再存在共同的经济利益,所以不能实现合作的良性循环(图3第四部分),此前经济发展或个人努力所造成的经济进步出现倒退,经济重新回到低水平状态,即“双输”的结果。
(三)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合作行动模型:广义资本结构的形成
当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经济利益圆周出现重叠且双方在共同经济变量部分采取合作行动时,将得到一个如图4所示的经济模型:
图4从左上方开始,按照箭头所指的顺序共由四部分组成,此图被称为“良性合作原理”图。
首先,存在共同利益的人力资本P1与物质资本P2选择合作,并在公共部分形成经济合作体,即企业C(实线⊙C),那么:
P1 ∩ P2 = C ≠ Φ
C代表了在一定契约条件的约束下所形成的企业,其内涵为与P1、P2的共同经济利益有关的企业经济行为。依据前述经济利益圆周假说,企业的所有经济行为的最终结果,也会形成一个以企业为中心,以企业的有效经济利益为半径的经济利益圆周。企业经济利益的实现,也就意味着此前存在于P1和P2之间的潜在经济利益变为了现实经济利益。由于P1、P2在公共部分协调行动(用两个同向上的箭头表示),形成经济合力,根据“1 1>2”原理(即协作生产力原理),将产生合作收益,从而双方的共同利益部分将扩大,即企业的经济利益圆周范围扩大(用虚线⊙C表示)。
其次,在企业的利益反馈过程中,平衡的利益反馈机制保证了新增的合作收益向两者平衡分配(用两个向左,向右的箭头表示),于是P1、P2的经济利益圆周范围也将扩大,进而形成两者更大的共同利益,即“双赢”的结果(用虚线⊙P1、⊙P2表示),那么:
P1 ∩ P2 < P1′∩ P2′
最后,在P1和P2各自的经济利益圆周获得扩张的同时,两者的重叠部分,即公共领域的范围也将扩大,从而形成了两者之间更大的潜在共同利益,而这种扩大了的潜在共同利益,又构成了两者之间下一轮更大规模合作的基础。重复上述过程,企业将进入有效率的良性循环,即:
P1 ∩ P2 < P1' ∩ P2' < P1' ' ∩ P2' '...
由此可见,现代企业广义资本结构的形成过程,实际上是参与企业的各资本产权主体对其共同经济变量有效协调的过程。必须指出的是,在企业这个合约体中,尽管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之间具有一定数量的共同经济变量,但同时也都存在各自属于自己的特有经济变量,如果说两者的共有经济变量对双方合作产生“向心力”的话,那么两者的特有经济变量则对合作产生“离心力”。
四、现代企业广义资本结构动态变化的决定因素
企业的运行具有周期性,而企业运行的每一个周期,都对应着一次在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之间进行的如图4所示的经济合作过程,这也就决定了图4中各变量的动态性,而与这种动态性相对应的,则是企业广义资本结构的动态性。具体地说,决定现代企业广义资本结构动态变化的因素主要有三个:资本产权主体的经济利益圆周范围、谈判能力以及企业的利益反馈机制。
(一)经济利益圆周范围对广义资本结构的决定
现代企业的广义资本结构首先取决于企业资本产权主体的经济利益圆周范围。资本产权主体的经济利益圆周,是指以资本产权主体为中心,以资本产权主体的有效经济利益为半径的经济利益圆周。圆周内的经济行为都与资本产权主体的有效经济利益相关,圆周外的经济行为都与资本产权主体的有效经济利益无关,任何资本产权主体都只关注自己经济利益圆周范围内的经济事务。而经济利益圆周范围的大小则对应着资本产权主体经济实力的大小,对物质资本产权主体而言,所拥有的物质资本越多,经济利益圆周范围也就越大,反之则相反;对人力资本而言,拥有的体力与智力的总和越大,其经济利益圆周范围越大,反之则相反。因此,现代企业广义资本结构的比例关系首先取决于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各自经济利益圆周范围大小的对比关系。更进一步地考虑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各自的内部构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1)物质资本结构的比例关系取决于股权资本与债权资本各自经济利益圆周范围大小的对比关系;(2)人力资本结构的比例关系取决于管理型人力资本与技能型人力资本各自经济利益圆周范围大小的对比关系。
(二)谈判能力对广义资本结构的决定
资本产权主体的谈判能力是决定现代企业广义资本结构的另一个重要方面。资本产权主体的谈判能力,是指各类资本产权的所有者,在相互协商共同出资组成企业的过程中,各自依据其在生产经营中所处地位的预期判断,提出对企业未来利益的诉求意愿,当甲主体的诉求意愿强于乙主体,并被乙主体所接受时,就称甲主体的谈判能力强于乙主体。传统上人们一直认为资本(指物质资本)具有增值的“本性”,似乎一切物质资本只要一投入企业,就会象原子裂变一样不断的繁衍增殖。但有一个不容忽视的情况是:即使是古典意义上的资本家,作为物质资本的产权主体,对企业剩余收益的获取(或者说对雇佣工人剩余价值的剥削),也是通过一定的谈判、定约过程来完成的。事实上,一个谈判水平拙劣的资本家,即使其拥有的初始资本再多,最终也有可能变得一无所有。人力资本谈判能力的高低就更加能够决定其在整个资本结构中的地位。因为人力资本普遍具有事前的不可估量性,这就决定了其生产地位的不确定性,而这种不确定性,又使得人力资本的谈判能力更加具有弹性。总的来说,管理型人力资本比技能型人力资本的不确定性更大,因此管理型人力资本谈判的弹性空间也就更大。
(三)利益反馈机制对广义资本结构的决定
合理和平衡的利益反馈机制是维系企业广义资本结构稳定的重要因素。所谓利益反馈,即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产权主体对企业收益的分割。由于企业的生产、交换以及分配是周期循环的,所以当一个循环结束时,如果参与企业的各资本主体间不能实现合理和平衡的利益反馈,其结果必然是一方受益而另一方受损,进而造成在下一个循环中一方的经济利益圆周缩小而另一方的经济利益圆周扩大,但双方的重叠部分将缩小(一种极端情况是受损方的经济利益圆周缩小至零,所以无论另一方的经济利益圆周多大,双方都不可能存在重叠部分),从而减弱了双方进一步合作的经济基础,也就动摇了企业既有资本结构的稳定性。很显然,企业运行过程中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情况的不断变化,必然会导致企业利益反馈结果的不断变化。因此,平衡的利益反馈机制是维系企业广义资本结构稳定的重要因素,但这并不代表利益反馈结果本身不具有动态性,恰好相反,正是这种利益反馈结果的动态性,保证了各方利益的动态均衡,相对于固定工资制度而言,动态的利益反馈结果无疑更加能够体现经济效率原则。
综上所述,现代企业广义资本结构的形成过程,是由于经济人都会形成一个以自我为中心,以有效经济利益为半径的经济利益圆周,参与企业的产权主体对其共同经济变量的有效协调过程。决定现代企业广义资本结构动态变化的因素主要是资本产权主体的经济利益圆周范围、主体双方谈判能力以及利益反馈机制。圆周内包含着一组与其有效经济利益相关的经济变量,圆周外的经济变量与其有效经济利益无关。经济利益圆周范围的大小,表征一定条件下经济人理性程度的大小。一般来说,经济利益圆周范围的大小与经济人的经济行为能力强弱正相关。有效经济利益则指一定条件下经济人愿意而且可能获得的实际经济利益。将两者抽象为两个有限理性的经济人,其经济行为均符合经济利益圆周假说。当两者的经济利益圆周重叠时,双方在共同利益部分的行动以及合约选择便构成了现代企业的广义资本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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