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高校财务管理问题，多位受访者不约而同地提起了科研经费的使用和管理。
　　 “项目是我的，经费是我的，我想怎么使用就怎么使用。”某位不愿具名的学界人士这样形容当下不少高校中科研项目承接人的所思所想。
　　
　　报销标准如何界定？
　　 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复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葛剑雄告诉《中国会计报》记者，目前，他每年经管的经费高达3000万元到4000万元，因此十分关注高校的财务管理问题。
　　 在葛剑雄的眼中，高校财务管理依赖的是严格、合理的财务制度。
　　 不合理的问题并不在于贪污腐败，而是某些制度方面的不合理。
　　 以科研经费为例，在经费报销问题上，某些该报销的花费却迟迟难以报销。
　　 如研究人员在科研项目中的劳务费，是难以准确计量的，也缺乏合理的凭证来加以体现。
　　 在这种情况下，往往迫使研究人员公然违反有关规定，弄虚作假将有关费用进行报销。
　　 对于这种情况下的弄虚作假，学校管理部门时常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
　　 他补充说，另一种情况是研究人员科研用书籍的购置等。
　　 照理来说，这些书籍、资料属于国家财产，应当交由图书馆保管。但研究人员常以使用不便为由要求放在家中，待项目结束后返还。此后逐渐衍生出一种折中的办法，也就是单价500元以下的书可以作为消耗物资，不入账。此时，图书馆便不登记此类书籍，研究人员直接将研究书籍带回家。
　　 “试想一下，有多少书籍单价超过500元？”葛剑雄质问说：“即使部分研究用书籍单价超过500元，科研人员也可以通过将发票上的数量改为两本书的方式，巧妙规避政策规定。”葛剑雄告诉记者，出现这种情况的深层次原因是制度的不合理性。
　　 一方面，这是报销制度不合理所致，不必要的招待费往往能够报销，而合理的科研经费支出却由于各种客观原因难以得到体现。
　　 另一方面，科研人员的工资过低，导致部分人铤而走险变相 将国家财产私有化。
　　
　　民间艺术品如何入账？
　　 “目前，本校对科研经费使用的审批极为严格，现在我手里还有不少不能报销的科研花费。”某位不愿具名的少数民族地区高校教授坦言。
　　 他介绍说，按照规定，地方财政部门及学校的审计部门协作核定出科研经费每日的使用限额。
　　 其中，公务性的开销全部要使用公务卡，而且对此类开销严格要求使用发票进行报销。
　　 但严格的制度也带来了一些问题。
　　 该教授举例说，学校某些科研项目涉及到少数民族特色工艺品的收购，而此类商品很难拿出被认可的地方性发票。
　　 在这种情况下，不光给科研经费使用者带来了麻烦，也提高了后续审计的难度。
　　 “没有发票就不能报销，不能报销就不能持续工艺品收购及后续研究，这样围绕该艺术门类的学科就建立不起来。”在他眼中，这是一个既现实又紧迫的问题。
　　 “十分要命的是，由于缺乏凭证的工艺品购买后没办法报销，不少研究项目只能搁置下来。以此类推，学校中有许多该花销的科研经费由于诸如此类的因素而花不出去，这在阻碍学科建设的同时也是对财政资金的一种浪费。”该教授惋惜地说。
　　 目前，他们只能期待国家出台新的政策、规定，拓宽经费的使用，解决这些现实问题。
　　 与内地高校不同，这些问题在少数民族地区的高校中尤为突出。
　　
　　合理的制度堵住漏洞
　　 葛剑雄补充说，在一些标准上也存在不合理性。
　　 以出差为例，有关规定中明确的不同级别人员的出差花费标准低于市场行情，这也使得部分政策条文在实际操作中难以落实。
　　 上述谈及的诸多制度上的不合理催生了管理漏洞，也不利于科研经费的合理、有效使用。
　　 同时，对于一些因公务出差或出国的行为的界定也存在问题，正常合理的出差行为不应受到重重限制。
　　 “最后，我们还缺乏信息公开的制度办法对以上行为加以规范。”葛剑雄一针见血。
　　 作为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在过去两年中，葛剑雄坚持将图书馆的经费使用情况通过网站进行公示。
　　 其中，包括备受关注的招待费等三公经费开支情况。
　　 “该管的要管的严，不该管的就要放开手。”葛剑雄毫不客气地说，“这种管理靠的不是领导，而是诸如信息公开这样的合理的制度。真正公开了之后，可以制止某些人的不合理行为，同时，公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能合理区分某些行为是否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