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场上的具体表现形式以及产生的原因,其实我们一直都未脱离两大主题—“发展”和“规范”。第一个主题是“发展”,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必然要求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从无到有,从有到大,从大到强。虽然,目前我国的资本市场还称不上“强”和“大”;但是,我国的资本市场正朝着这个方向在不断前进。而且,作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并有望在未来百年内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的国家26,其资本市场的“强”和“大”是可以预测的,是必然趋势。另外一个主题是“规范”,中国资本市场持续健康地发展必然依赖其监管体系、运作模式、投资行为不断地规范,日益完善。缺乏“规范”的“强大”,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强大”,因为无法抵御金融风险的冲击。这一点,1997年到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就是最好的例子.因此,要建立经济学模型研究我国特定制度背景下的上市公司寻租行为的演化路径,就必须把握好这两大主题,抽象化这两大主题到模型之中。
一、经济学示意图 在参考了张宗新(2002)和宋威(2006)研究的基础上,笔者进行修改和补充,27提出如下图解模型来解释政府主导制度变迁下的上市公司寻租行为演化路径。在图4.1中,纵轴OR表示上市公司通过资本市场寻租获得的收入,横轴OP表示上市公司正常经营获得的收入。S表示上市公司在资本市场上的预算线,其在图中的位置由资本市场的规模决定。即当资本市场规模发生变化时,S线向外扩张表示资本市场的规模扩大,S线向内收缩表示资本市场的规模缩小。直线OI的斜率等于两种经济活动净收益的比值,其倾斜程度反映资本市场制度安排对上市公司资本市场寻租行为的影响,也就是说,直线OI的斜率越大,现行的制度安排促使企业更倾向于通过资本市场寻租获得收益,而不是从事实际的经营活动获取正常的利润,资本市场寻租收益在总收益中所占的比重就越大。下面,笔者将以图4.1解释我国资本市场制度安排与上市公司寻租行为和收益之间的关系。
(1)我国的资本市场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孕育,并且伴随着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快速成长起来。1990年11月和1991年4月,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成立标志着我国资本市场的正式诞生。在我国资本市场发展初期,其具备以下两个特征: 第一是资本市场规模过小—S,线所示。根据国家统计局编撰的《中国统计年鉴》显示,1992年,我国沪深两市上市公司共计53家,股票市值1048亿元,仅占当年GDP的4.63%。同年,我国债券市场发行企业债券350亿元,仅占当年GDP的1.55%0 第二是由于资本市场制度安排存在诸多缺陷,政府对资本市场进行全方位的过度干预一一Oh线所示。由于我国资本市场从诞生之日起就肩负着为国有企业融资解困的任务;因此,初期资本市场中的上市公司全部是国有企业,政府行为占据了主导性地位。而对于证券发行的制度安排,我国资本市场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基本上采用行政审批和计划额度相结合的证券发行制度。这种制度保证了国有企业取得上市资格,致使绝大多数上市公司的融资行为并非源于资本市场供求双方的自发性交易安排,资本市场出现大量非生产性获利机会. 上述两大特征导致出现图4.1中A;点所表示的状态,上市公司寻租所获得的收益远远大于正常生产经营的收益。由于巨额租金的诱惑,且配套的审计和监管体系漏洞诸多,加之缺乏违规寻租被查处后必要的惩罚力度;因此,当某个上市公司将概念租金转化为巨额现实收益时,势必引起寻租的“羊群效应”—市场中的上市公司皆有寻租的动机和实现租金的把握。此时,资本市场成为一个寻租场.
(2)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大背景下,国内资本市场容量逐步扩充。而作为制度变迁的主体,我国政府不断加大资本市场制度建设的力度,规范市场经济参与主体的行为,通过强制性制度变迁,力图缩减起步较晚的资本市场与发达国家的成熟资本市场之间的差距,从而更好地为经济增长服务。 上述经济现象在图4.1中表现为—曲线S,向S2再向Ss移动。在股票市场,从上市公司数目来看,1992年上市公司数量为53家,而2006年已达1434家,增加了27倍多:另一方面,从股票市场交易数量来看,总成交股数从1992年的37.95亿股增加到2006年的16145.22亿股,增长T425倍多。企业债券市场虽然相对于股票市场的发展较为滞后,然后其规模也取得了长足的增长.我国企业发行债券从1992年的350亿元增加到2006年的5594.30亿元,翻了近16倍。
资本市场的急速扩容不断创造出更多的寻租机会,而上市公司通过寻租活动获取更大的净租金收益额。当资本市场达到一定的规模,其制度的市场化要求会越来越突出:而市场的制度环境如果不能得到相应的改善和规范,必将产生资本市场内在发展和政府外在制度安排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即政府主导型制度安排与资本市场自身发展规律之间的矛盾。因此,制度的规范成为政府的唯一选择。于是,我国政府逐步健全完善资本市场法律、法规,提高市场透明度,增强市场自我调节的能力,具体表现在证券发行制度、定价制度、信息披露规则以及各种违规对应的惩处等方面规范化。这在图4.1中表现为OI曲线逐渐向右下方旋转。
可以看出,在A2点,虽然寻租的净收益在提高,由R1上升到RZ;但是,两种经济活动净收益的比值(寻租净收益/正常生产经营净收益)却在下降。随着资本市场制度安排的不断规范,即使资本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当寻租的净收益达到某个最高临界值之后便开始下降,由Rz降到R3;并且租金总体规模呈现萎缩。在这样一个过程中,通过机会成本的比较,越来越多的相对业绩优良并且厌恶风险的上市公司会逐渐将稀缺的生产要素投入到净收益更高的正规生产经营活动之中。
(3)由于制度缺陷对资本市场机制的扭曲,最终影响到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作为改革主要推动力量的政府,必然有动力继续推进资本市场制度变迁,矫正资本市场的制度缺陷,推动资本市场向市场化方向发展,即OI线不断向右下方旋转。最终实现资本市场高度(或者完全)的市场化,从而资本市场的寻租行为也就基本消失(或者不复存在),上市公司均通过从事正常的生产经营获利。
实际上,上述推理论证了谢平等(2005)的观点:“改革打破了传统计划体制,引进了市场交易,但是也造就了‘中间利益集团’—他们不喜欢传统计划体制,因为计划体制不能赋予他们寻租的机会:他们也不喜欢真正的市场体制,因为市场体制剥夺了他们赖以寻租的权力;同时他们还不喜欢透明度,因为在光天化日之下,任何腐败都无法进行。因此,他们喜欢中间状态,喜欢长时间的转轨,喜欢所谓‘中国特色’,喜欢用神秘的国家金融机密阻断存款人和纳税人的知情权,掩盖自己的私人利益。”根据图4.1可以,只有处在中间状态,只有处在长时间的转轨过程中,“中间利益集团”才能实现租金收益最大化(O RZAZ PZ ),而传统的计划体制抑或完全的市场体制都无法实现租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