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关键是改革方案设计是否科学、合理。决不能简单地改，改完后又出现更多的问题。

　　2015年，“营改增”全面覆盖的目标未能实现。不过，今年1月底，国务院常委会议明确，今年全面推开“营改增”，将剩余四个行业纳入试点范围。

　　2月19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关于做好建筑业“营改增”建设工程计价依据调整准备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明确建筑业的增值税税率拟定为11%。《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于2016年4月底前完成计价依据的调整准备，并及时反馈有关意见和建议。

　　如今，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进一步明确，“从5月1日起，将试点范围扩大到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生活服务业，并将所有企业新增不动产所含增值税纳入抵扣范围，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

　　对此，业内人士表示，结合《政府工作报告》和《通知》的表述，预计建筑业“营改增”将首当其冲，率先于5月份实施。

　　2月25日，国内某金融机构主管“营改增”项目的负责人曾透露称，“金融业‘营改增’预计可能要延迟到7月1日或是10月1日正式实行。”

　　上述业内人士分析称，如果金融行业“营改增”于7月实行，预计将会排在房地产业之前;如果于10月实行，则意味着金融行业让位房地产业，排在第三位。而在业态最复杂、涉及面最广的生活服务业，“营改增”极有可能安排在最后实施。
3月5日，《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将采取三项举措，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

　　□ 本报记者 沈漠

　　在税率方面，此前业界普遍预计，房地产业或为11%，金融业、生活服务业或为6%。对此，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张斌认为，“营改增”对相关行业的影响不仅涉及税率问题，更重要的是如何进行抵扣。“例如，房地产业从5%的营业税变为11%的增值税后，税负是否增加，要看土地以及沙石等建筑材料是否可以抵扣，还要看房地产行业对下游的转嫁能力。”

　　增值税税制待完善

　　2014年5月，李克强曾发表文章指出，“当前税改的重点是扩大‘营改增’。这项改革不只是简单的税制转换，更重要的是有利于消除重复征税，减轻企业负担，促进工业转型、服务业发展和商业模式创新。他还表示，在未来实现“营改增”全覆盖后，将进一步完善增值税税制，完善增值税中央和地方分配体制，最终现实增值税立法。

　　“我国税制结构的问题在于间接税比重过高，直接税比重过低，企业纳税多，自然人纳税很少。而增值税是中国第一大税种，属于间接税范畴。据统计，‘营改增’全面推开后，增值税占总税收的比例将超过50%，这在国际上是罕见的。”施正文说，增值税的规模最大，也最没有调节功能，降间接税必须降增值税。

　　上述一说法得到了很多“两会”代表委员的认同。“为什么联想电脑在美国比在中国卖得便宜?因为中国有17%的增值税，必须加到产品定价里面。但电脑产品的毛利率只有15%。”全国政协委员、联想集团CEO杨元庆表示，中国香港没有增值税，因此“水货”生意持续火热。

　　张连起也指出，“营改增”全面实施后，增值税税率实行五级制(即 17%、13%、11%、6%、0)，加之 3%的征收率，税率偏多，容易扭曲增值税抵扣链条，带来一定的征管风险。“要在充分论证、科学测算的基础上逐步减少税率档次，第一步可考虑将制造业 17%的标准税率降至 13%。”

　　全国人大代表、TCL集团董事长李东生等多位代表委员则建议，将制造业增值税税率由17%降至12%，并加快增值税立法进程，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张连起还认为，应逐步放宽一般纳税人的认定标准。“现代服务业纳税人普遍规模较小，在简易征收、不抵扣进项税额的政策下，难以享受增值税不重复课税的优势。‘营改增’试点确定了部分现代服务业的应税标准为年销售额 500 万元，而工业为 50 万元，商业为80 万元，三类企业标准差距过大，不利于税收公平。可考虑将一般纳税人认定标准降至年销售额 60 万元。”

　　此外，张连起表示，先行试点“营改增”的少数地区出台了超税负返还优惠政策，而有些省市并无此类政策，致使纳税人未能享受到公平待遇，容易产生新的政策“洼地”。“要在最大程度认定进项抵扣的基础上，完全取消‘营改增’超税负返还。”

　　为企业减负呼声高

　　除了推进“营改增”以外，李克强还指出，今年将取消违规设立的政府性基金，停征和归并一批政府性基金，扩大水利建设基金等免征范围;将18项行政事业性收费的免征范围，从小微企业扩大到所有企业和个人。

　　对此，全国政协委员、新华联集团董事局主席傅军表示，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企业承担的社会综合成本确实较高。例如，“五险一金”的标准过高，脱离中国发展实际，使企业与员工都不堪重负;城市维护建设费、教育附加费、防洪基金、职工教育基金、残疾人保障金等社会公益性负担，也都加在企业头上。

　　不仅如此，在国内，企业日常经营所需的水、电、石油等资源、能源价格也比发达国家高;同时，银行利率与欧美、日本等国家相比，也不在一条起跑线上，使企业的融资成本居高不下。

　　傅军认为，高昂的社会综合成本，使中国企业缺乏优势，难以参与国际竞争。因此，政府应根据国情和企业实情，取消一切不合理的乱收费，减免相关附加费用，同时要下调贷款利率，降低“五险一金”标准，切实提升企业盈利水平和核心竞争力。

　　傅军还表示，除了增值税相关改革以外，政府也应当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就大型企业而言，25%的所得税税率还算比较合理，但对中小企业来说，这个税率明显偏高。政府可根据企业规模差异区别对待，对尚处于成长期的中小企业给予同‘小微企业’一样的20%低税率优惠。”

　　“政府出台各项政策，减轻企业负担，是好事。但政策的落实并不容易，因此，应努力帮助更多企业切实地享受到政策的实惠。”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中央调研部部长蔡玲介绍，自己在调研中了解到，有些地方自十八大以来已经出台了上百个关于企业减负的文件，但仍有部分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反映，“感受不明显”。



　　“具体的问题是各种各样的，比如，有的政策可操作性不强;有的政策虽然立意非常好，但申请和审批环节比较繁琐，而小微企业规模通常都在十人以下，没有精力、专人和时间来研究这些政策。”蔡玲表示，其今年“两会”提案的重点是将在调研中了解到的实体经济需求，尤其是小微企业的心声反映出来，使已出台的政策可实施性更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