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惠州的统计事业蓬勃发展，各项统计建设与时俱进，统计工作取得成绩是比较显著的。在肯定统计发展和统计贡献的同时，一些长期困扰基层统计工作的因素和统计改革在基层推进时所遇到的问题也不容忽视。

一、经济发展、经济体制改革对基层统计工作的影响

（一）统计对象数量剧增、统计调查链条断缺而统计力量严重不足

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发展，惠州经济规模迅猛扩张，GDP从1978年的6.76亿元上升至2004年的685.14亿元，经济总量翻了6翻多，工商业统计对象增至10多万家，统计工作任务也相应翻了几番，有的甚至十几番，但市、县统计部门的人员、经费、编制却是十年不变，这就是所谓的“统计队伍不变价”。有的人口超过10万人，产值达到几十亿元规模的乡镇统计工作也仅有1名综合统计人员来应付。在体制改革的浪潮中，基层统计部门给合并、撤消、减员的现象比比皆是，就算县一级统计机构保住了，乡镇统计助理、乡镇统计员的编制也常常被替换掉。同时，很多基层企业为了提高效益，不设专职统计员，往往由办公室或财会人员兼任，人员变动大，上报的报表质量差，乡镇、县级统计机构和人员往往要花费较大的时间、精力审核报表。而且，在计划经济时代依靠政府的红头文件、依靠企业主管部门条条统计的调查渠道、调查链条普遍不复存在，使县、镇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直接面对成百上千的调查单位，统计力量短缺的现象更加严重。这种统计任务与统计力量不相匹配、对比悬殊的状况，积重难返，把基层统计工作带入了困境。各级统计部门领导疲于奔命，到处求人，找经费、找编制；统计人员劳累于保障日常统计报表任务的完成，以清苦为荣，以奉献为乐，才换来统计工作今天这个局面，但这种支撑统计工作的条件不到位矛盾尖锐的局面至今没有根本扭转，长期下去，必然会严重影响源头统计数据质量。

（二）统计对象构成日趋复杂、配合度降低、统计法律保障手段乏力

随着经济体制由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外资企业、民营企业等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租赁、承包、转包、来料加工等多种经营方式的出现，使统计调查对象的构成日趋复杂，保守私人秘密、商业秘密的要求不断提高，被调查者的合作程度降低，调查数据失真的危险性上升。如外资企业的财务决算一般是在境外完成，本地无法进行有力的审计或监控，在避税和减税的利益驱动下，外资企业的利润普遍较低或亏损，出现有的外资企业年年亏损、年年扩大生产的现象。又如不断发展壮大的民营经济，由于主观上存在怕露富、怕征税、怕麻烦的思想，上报的统计数据随意性大、可信度低，普遍以定税额代替营业额，在经济普查中有一个民营企业第一次填报营业额时只有几十万，经过普查员的再三盘问、审核，最后的年营业额竟上升至一千多万。大量的个体工商户实际已达到企业的规模，没有按企业性质如实报送报表。这些个体户既逃避税收的监管，又严重影响了统计数据真实性和全市经济总量，统计部门在执法查处方面的难度很大，往往力不从心。除了统计执法力量薄弱以外，现行的《统计法》的可操作性差也是一个主要原因，即使从逻辑、平衡关系推断外资企业上报的数字偏小，但只要企业出具有法律效应的财务审计报告，统计部门就无可奈何；对个体工商户填报的统计数字，只要业主咬定不肯更改，统计部门也无可奈何。而且，现行的《统计法》在具体操作方面程序过于复杂，时间和取证要求都比较高，受干扰的因素比较多，难于发挥法律法规的威力，真正对统计数据的保障作用不强。

（三）各级党委政府对统计信息需求日趋增长而现行统计制度却难以适应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化、政府依靠统计信息进行宏观经济管理的要求日益强烈，相应对统计服务的需求也日趋增长，而现有统计制度所搜集的数据已远远不能满足各方面的需要。如近几年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对统计部门需求的信息产业、民营经济、镇域经济、文化产业等统计服务，显现出地方党委政府已不仅仅只满足于宏观经济运行变化的把握，更进一步要求提供分产业、分经济类型和具有地方特色的统计数据和分析报告。但是，现行的统计制度对这些经济和社会新的发展变化反应滞后，所需的数据很难从现在的报表中采集齐全，使当地统计部门又不得不采取临时性措施，从上到下布置统计调查任务，既增加了繁重的工作任务，又造成调查结果的不确定性、不可比性。其根本原因，是现有的“大一统”的统计报表制度难以满足地方政府的统计要求。

二、统计方法制度改革对基层统计工作的影响

（一）周期性普查的影响

应对新的形势变化，国家统计局提出：建立以周期性普查为基础，以抽样调查为主体的统计调查方法体系的总体改革思路。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全面动员实施的普查项目一个接一个，如1990年的人口普查、1993年的第三产业普查、1995年的工业普查和1%人口抽查、1996年的农业普查、1997年的基本单位普查、2000年的人口普查、2001年的基本单位普查、2004年的经济普查、2005年的1%人口抽查，在15年间共开展了10项普查，每项普查所需的时间平均为2.5年，普查所消耗的人力、财力、物力也越来越大。普查密度之大严重影响了正常的统计工作，地方各级统计局成为名符其实的普查局，使本来就短缺的统计力量更加超负荷运转，各项普查所需要的庞大经费更是使各级地方政府不堪重负，统计局长为保障普查经费的落实想尽了办法，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多种经济成分的崛起，靠红头文件、行政命令组织实施的普查的局限性日益暴露，普查结果与正常统计报表数据的差异、各项普查结果之间的差异难以衔接，往往是普查完了也就完了，留下了难以跟踪和持续使用的历史数据。

（二）抽样调查的影响

为实施统计调查方法改革，国家、省级统计部门先后推动开展了农业、工业、商饮业等抽样调查，惠州积极响应，多项抽样调查是省的试点。回顾这些统计改革的历程，总体存在两个方面的缺陷：一是调查结果只能满足一级的总量需要。在我国现行的经济管理体制下，市、县、镇三级政府都肩负着发展当地经济的任务，相应要求各级统计部门也必须提供配套的统计服务，因而要求统计数据既要有分组指标也要有分类型、分行业指标，这与现行的抽样调查样本代表性只能满足省、市级总量推算的特点相矛盾，不能服务于当地政府，县级推行抽样调查的积极性难以调动，调查经费难以落实。我市为满足监测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由市政府发文，扩大农村住户调查样本点，要求调查所需经费列入各县(区)的财政预算，但实际结果有个别县还是很难拿到调查经费；二是在调查对象配合程度下降的大趋势下，抽样调查的应用条件不够成熟。抽样调查的对象主要是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报数的随意性比较大，普遍存在漏报、瞒报现象，根据调查样本推算的总量波动也较大，往往是抽到的样本比较大，得出的总量就比较大；反之，调查结果就比较小。此外，调查方法的规范性、调查人员的业务水平也是影响调查结果的重要因素。

（三）第三产业调查方法改革滞后的影响

目前，第三产业核算的准确性已成为影响GDP核算质量的一个主要因素。在现行的核算方法中，市、县两级第三产业核算的可操作不强，搜集数据的渠道不够清晰，计算结果的可比性较差。尤其是对一些新发展的服务行业，如租赁业、物流业、软件业、家政业、休闲娱乐业等，缺乏比较客观、准确的反映，人为推算的因素比较多。
三、对统计改革出路的思考

改革是发展的动力，应对目前统计工作存在的困境，也只有坚持改革，才会有出路。但是，在推进改革的进程中，必须要考虑改革的成本，必须要构筑支撑改革的牢固基础，这样才会有改革的成功。

（一）要切实保障基层统计部门的人员编制和经费落实

县、镇两级是整个国家统计系统的基石，所以，国家统计基础建设的重点应是确保县、镇两级拥有与统计任务相匹配的人员和经费。目前困扰着市及市以下统计部门的最大困难和问题就是统计力量薄弱、统计经费和众多的各种普查调查经费难以落实。编制、经费这两项根本性的问题不解决，确保统计数据质量就是一句空话，各项统计改革就宛如建立在浮沙之上的建筑。因此，建议统计立法给予保障。在人员编制方面，可以参照计划生育工作条例，按人口总量和经济总量必须配备相应比例的统计人员；在经费方面，要实现正常的统计业务经费列入当年的财政预算足额拨付；各种普查调查经费都是国家的任务，能做到由国家统计支付最好，如果需要地方负担的，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市以下的各种经费由上一级财政核算上拨，由统计部门往下一级返拨，让市以下的统计局长不要过着求爹爹告奶奶的浪费时间的低人一等的生活，安心搞准数字。

（二）统计改革的设计要求充分考虑能否满足地方各级政府的统计服务需求

在现有的管理体制下，离开了地方政府的支持，统计工作就很难开展。如果抽样调查等统计方法制度改革取得的调查数据不能满足地方政府宏观管理经济的需要，实践证明，改革就会步履维艰。国民经济核算方法的修订也要切实考虑在市、县两级的可操作性，这样才能有效消除上下两级GDP总量差距问题。

（三）进一步改革普查制度，实行“瘦身”普查

目前实行的“大会战”式的各项普查，涵盖的范围几乎无所不包，需要庞大的人、财、物的支持，在10年一个周期里各个普查项目你方唱罢我登场，这样的普查制度不是科学合理的，也是地方政府和统计局无法长久支撑的，更主要的是，普查的许多范围与正常统计调查互相重叠，做了大量的重复工作。如人口普查、户籍人口公安部门有日常统计登记，只普查暂住人口和流动人口就可以了。又如经济普查，限额以上工业企业已实行直报制度和超级汇总，只普查现有限额以下单位名录库以外的企业就可以了，等等。所以普查的重点就是正常统计制度不容易搞准的那部分数字，如中小企业、个体户以及新发展的行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