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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单位预算绩效管理的作用与挑战分析

 一、事业单位预算绩效管理概述

1.预算绩效管理的内涵。

预算绩效管理是以提升公共服务效能为核心,要求明确绩效目标、量化绩效指标、优化资源配置、强化绩效评价结果应用。在事业单位中,预算绩效管理应该覆盖财政资金分配、项目执行监控、公共服务质量评估等内容,旨在实现公共资源利用率与公益性目标的双重平衡。

2.预算绩效管理的原则。

第一,目标导向原则。强调预算编制与组织战略规划的一致性,要求绩效目标可分解、可量化。

第二,绩效衡量原则。预算绩效管理要求建立科学的绩效指标体系,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确保各项绩效指标可衡量。

第三,结果导向原则。注重资金投入与公共服务效果的正向关联,将绩效评价结果作为后续预算调整的依据,实现闭环管理。

3.相关理论基础。

第一,委托代理理论。事业单位作为公共资源的代理人,需要回应政府部门及公众对公共服务的诉求。委托代理理论揭示了信息不对称与目标偏差风险,比如事业单位可能因缺乏监督而出现资源浪费。预算绩效管理通过引入绩效合同、动态考核等机制,明确代理责任并强化问责,从而防范代理人的短期逐利行为。

第二,新公共管理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主张以企业运营管理理念改造公共部门,其核心是效率至上与结果优先。在事业单位中,新公共管理理论体现为引入成本效益分析工具,同时推动绩效评价从合规性审查转向有效性验证。

第三,公共选择理论。公共选择理论从理性经济人假设出发,指出政府行为可能因部门利益膨胀导致失灵。在预算绩效管理中,需要通过制度设计规避此类问题。比如,建立多元主体参与的绩效评价机制,积极引入第三方机构,开展公众满意度调查,弱化部门自利倾向。同时,提高工作透明度可以减少信息垄断,促使事业单位更加关注长期效益。

二、事业单位预算绩效管理的积极作用

1.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第一,优化资金分配。预算绩效管理通过事前绩效评估,将财政资金从低效冗余领域转向高价值公共服务项目。例如,在公共卫生领域,依据疾病防控、基层医疗等项目的绩效潜力来分配资金,可避免“撒胡椒面式”投入,优先保障居民健康需求。

第二,促进资源整合。预算绩效管理通过跨部门绩效目标协同设计,推动资源共享机制落地。例如,教育系统内部整合教研设备与师资力量,建立区域性教学资源共享平台,既能够减少重复采购,也能够提高资源利用的集约度。

2.提高政策执行的有效性。

第一,明确政策目标。预算绩效管理能够将宏观政策转化为可操作的量化指标,通过层级化指标设计,避免因政策模糊导致的执行偏差。例如,乡村振兴政策可分解为农村基建完工率、农业技术培训人次等具体目标。

第二,加强过程监控。通过绩效运行监控,事业单位能够实时追踪政策执行进度。例如,在社会保障政策实施过程中,通过监测养老金发放覆盖率、救助金到位时效等指标,及时发现政策执行滞后等问题并进行调整,确保政策执行路径不偏离预设轨道。

第三,强化责任落实。绩效评价结果与预算调整、人员考核挂钩,形成刚性约束力。例如,将生态保护项目完成度与生态环境部门下一年度预算挂钩,倒逼责任主体提升政策执行效能。

3.提高公共服务质量。

第一,建立以公众需求为导向的绩效评价体系,设置公众满意度指标,推动事业单位的工作模式从供给主导转向需求响应。例如,市政服务窗口通过考核居民办事等待时长、一次性办结率等指标,有利于促进流程简化与服务升级。

第二,促进服务创新。预算绩效管理通过设立创新绩效加分项,鼓励事业单位突破传统工作模式。例如,公共图书馆开展数字阅读、在线预约借阅等新型服务,既可以提高资源利用率,也能够扩大覆盖面,从而提高工作效率。

4.促进财政资金合理使用。

第一,加强资金监管。预算绩效管理覆盖资金申报、使用与考核环节。例如,在科研经费管理过程中实行负面清单+绩效跟踪制度,明确禁止资金挪用范围,并定期核查支出合规性,不断强化约束力,避免出现违规行为。

第二,提高资金使用成效。事业单位需要通过利用绩效评价结果,不断促进资金配置动态优化。例如,文化惠民工程依据场馆利用率、活动参与度等绩效数据,淘汰低效项目,并追加优质项目投入。该机制体现了成本效益分析的决策逻辑,确保财政资金从保基数转向提效能。

三、事业单位预算绩效管理面临的挑战

1.思想认识不足。

第一,重视程度不足的认知惯性。部分事业单位的管理人员受到传统预算管理模式的影响,将预算绩效管理简化为“填表考核”,忽视其战略价值。例如,某些公立医院仍沿用重设备采购、轻服务效能的决策逻辑,未将患者康复率、诊疗效率等核心指标纳入预算分配依据。

第二,抵触情绪衍生的执行阻力。基层人员担心绩效评价可能暴露工作短板,容易产生防御性心理。例如,文化馆员工担忧服务创新指标增加工作负荷,采取消极应对策略。

2.制度体系不完善。

第一,法律缺位引发的规范困境。现有的预算绩效管理法规多停留在部门规章层级,缺乏高位阶法律。例如,科研机构横向课题经费使用常游离于绩效运行监控之外,根源在于相关法规没有明确非财政资金的预算绩效管理要求。制度真空容易导致“监管套利”,从而严重影响政策执行力。

第二,指标设计中的价值衡量难题。绩效评价体系常陷入“可测量性陷阱”。例如,公共文化服务过度依赖场馆参观人次、活动场次等量化指标,忽视公众审美体验、文化认同感等隐性价值。这折射出新制度经济学中的“测量成本”悖论,过度降低考核复杂性可能扭曲政策目标本质。

第三,信息孤岛影响协同效能。部门间数据壁垒导致绩效信息碎片化。例如,水利部门防汛项目与民政救灾资金使用数据未互通,影响洪涝防治整体绩效评价。信息不对称理论揭示,数据割裂加剧委托代理风险,使上级部门难以精准识别政策执行偏差。

3.技术支撑薄弱。

第一,方法论局限影响评估信度。现行绩效评价方法偏重量化指标,忽视定性分析。例如,基础教育领域仅用升学率衡量学校绩效,忽略学生综合素质发展。这违背了平衡计分卡的主要原则,即财务指标与非财务指标、过程指标与结果指标需要协同运用,从而全面反映组织绩效。

第二,数字化短板制约管理能效。部分事业单位仍然依赖人工填报Excel表格进行绩效运行监控,难以实现动态预警。例如,老旧社保系统无法实时比对养老金发放数据与受益人生存状态,导致资金冒领风险。数字治理理论强调,技术工具滞后将加剧治理效能鸿沟,使预算绩效管理局限于事后补救层面。

4.外部环境复杂多变。

第一,政策波动性增加适配难度。宏观政策调整迫使事业单位反复修订绩效目标。例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导致疾控机构年度预算重点从常规监测转向应急物资储备,原有的绩效指标体系失效。政策周期理论表明,刚性绩效框架与弹性政策需求之间存在矛盾,可能诱发制度性响应迟滞。

第二,舆论压力倒逼绩效透明化。公众通过社交媒体加强对公共服务质量的监督。例如,网民热议社区养老助餐补贴使用情况,倒逼民政部门公开绩效数据。公共价值理论认为,这种压力的实质是参与权与知情权主张的延伸,要求绩效管理从技术闭环转向“社会共识构建”。

四、事业单位预算绩效管理的优化策略

1.深化思想认识与文化建设。

第一,认知升级驱动行为转型。通过分层次、多轮次的专题培训,重构管理人员的认知框架。例如,对于主要管理人员,事业单位可以开设公共部门战略绩效管理课程,融入新公共管理理论的结果导向原则,解析如何将组织使命转化为可量化的绩效目标。通过开展案例研讨与情景模拟相结合的沉浸式学习活动,事业单位能够不断提高相关人员的综合素质。同时,建立预算绩效管理知识共享平台,定期推送公共服务创新实践案例,破除“重过程、轻结果”的路径依赖思维。

第二,绩效文化重塑组织生态。借鉴企业文化管理中的符号建构理论,事业单位可以在内部推行绩效标杆评选、最佳实践分享等活动。例如,某省级图书馆将年度阅读推广活动参与人次、读者满意度等指标纳入部门评优标准,通过荣誉激励与物质奖励来构建“绩效优先”的价值共识。组织行为学中的心理契约理论揭示,当员工感知到绩效改革与个人职业发展之间存在正相关时,抵触情绪可转化为创新动力。

2.制度创新与治理体系重构。

第一,法治化框架下的弹性设计。例如,针对科研机构、公立医院等特殊领域,可试点负面清单+自主申报制度,允许相关单位在合规范围内动态调整绩效指标权重,平衡制度刚性与创新弹性。

第二,多维度指标破解价值冲突。事业单位需要积极运用公共价值管理理论,建立复合型绩效指标体系。通过使用平衡计分卡,将财务、流程、学习成长、利益相关者四个维度嵌入预算绩效管理框架,确保短期成果与长期战略的协同。

3.技术赋能与流程再造。

第一,循证决策提升绩效评价的科学性。事业单位可以引入政策分析中的循证管理模型,从而提升绩效评价的可行性。复杂系统理论强调,通过多源数据融合与动态建模技术,可破解定量指标片面化、定性指标模糊化的困境。

第二,数字治理重构管理模式。依托区块链技术构建全链条资金监管平台,确保预算编制、预算执行、绩效评价等数据不可篡改与实时追溯。例如,某水利工程项目管理系统内嵌智能合约,当工程进度滞后预设节点时,会自动触发预警并冻结后续拨款。

4.环境适应与协同共治。

第一,动态响应机制应对政策波动。基于复杂适应系统理论构建政策预警机制。例如,在预算编制中预留政策调整准备金,用于应对突发性政策转向。同时,建立快速响应小组,编制应急预案,确保绩效目标与国家战略同频共振。

第二,社会参与强化绩效合法性。事业单位可以推行协商民主框架下的绩效共治模式。例如,在社区养老项目绩效评价中,引入居民代表、第三方专家组成的评议委员会,平衡专业判断与公众诉求。公共治理理论表明,开放性决策过程不仅能提高资源配置精准度,还可以增强公众对绩效管理改革的认同感。

五、结语

综上所述,事业单位预算绩效管理作为连接政策目标与执行效果的制度桥梁,既彰显了公共服务改革的价值,也暴露出转型期多元治理主体博弈的深层矛盾。通过法治化框架完善、数字治理赋能与社会共治机制创新,推动预算绩效管理从“技术理性”向“价值理性”跃迁。未来研究可进一步关注预算绩效管理数字化转型、多元主体协同评价等前沿领域,为构建兼具中国特色与国际视野的绩效治理范式提供理论支撑。

 

(来源:行政事业资产与财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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