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财务与会计研究轨迹概述

作者：[刘开瑞]

中国财务与会计研究的进程从一定意义上反映出中国财会研究的动态与趋势，在新世纪之初回眸上世纪的成就不仅是为了回顾历史，更是为了展望未来。本文对２０世纪中国财务与会计研究轨迹进行了梳理，希望对中国新世纪的财务与会计研究有所裨益。


一、中国财务研究的轨迹


中国财务研究至今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一是引进阶段。其主要思路是依据前苏联模式将财务管理作为国民经济各部门管理中客观存在的货币关系体系，包括在财政管理体系之中。其时间界限大致在１９４９年至１９５７年。二是摸索阶段。其主要思路是以前苏联模式为指导，结合中国财务管理实际，摸索中国财务的理论和方法。其时间界限大致在１９５８年至１９６２年。三是建设阶段。其主要成果是以企业资金运动理论取代货币关系体系理论，加强对财务指标归口分级管理责任的研究，且积累了相当的经验。其时间界限大致在１９６３年至１９７７年。四是全面发展阶段。其主要成果是以财务管理服务于经济建设为中心，大胆借鉴、吸收西方财务管理的有效成果，全方位探索适合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财务管理模式，系统总结了许多有益的经验，提出了许多新的财务观念、概念。时间界限大致为１９７８年至今。


二、中国会计研究的轨迹


中国会计研究至今也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１．引进和学习阶段（１９４９年至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新中国成立初期，为适应党和国家提出的恢复国民经济、争取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任务，中国会计学界借鉴了苏联计划经济下的会计模式，开始清除西方近代会计理论、方法，试图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会计体系。其主要思路是强调会计活动的阶级性，将会计作为经济管理的工具。其主要特征是：①通过比较、分析英美会计模式与苏联会计模式，确定通过消化、吸收前苏联的会计理论和方法，建立适应当时中国高度计划经济导向的会计理论和方法体系的思路。在这一阶段，会计学界有代表性的理论之争是关于会计属性的大讨论，即会计的属性是阶级性还是技术性，这场讨论是以章乃器１９５０年在《大公报》上发表的以收付记账法取代借贷记账法的文章为起点，以１９５１年１月刑宗江、黄寿宸的论文《怎样建立新中国会计理论基础》为中心，以苏联专家马卡洛夫“会计具有阶级性”的观点获得广泛赞同而告结束。②排斥一切来自国外的会计理论和方法，极力建立一套纯中国化的会计理论和方法，当时成为争论焦点的记账方法有收付记账法、借贷记账法和增减记账法三种。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经过一段时间的“收付与借贷”之争论，结果大多数学者认为，借贷记账法比较科学，因而借贷记账法成为当时最为广泛采用的记账方法。直到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结合会计等式人们又重新讨论记账方法，最终导致了增减记账法的提出并应用。③在１９５７年前后，针对当时中国借鉴苏联会计模式中出现的生搬硬套、过于繁琐、不便理解、管理权限过于集中等问题，在会计工作中进行了以“放权、简化”为主要内容的改革，在理论上对此进行了分析、说明。


这一时期的主要研究成果有：《怎样建立新中国会计理论基础》（刑宗江、黄寿宸，１９５１年），《新中国会计往哪儿去》（夏高波，１９５１年），《关于建立新中国会计理论基础之我见》（李守洪，１９５１年），《会计学的阶级性和历史任务》（相义恭等，１９５１年），《会计学的科学与阶级属性》（陈重丞，１９５１年），《应用自己的簿记原理记账》和《再论应用自己的簿记原理记账》（章乃器，１９５０年）。这一阶段的会计研究主要有两条思路：一是批判和改造旧的会计方法以及旧中国会计理论界的研究成果；二是注意引进苏联社会主义会计学的理论和方法。这一阶段的会计研究成果及时代特征主要表现为：①会计属性的观点讨论激烈、时代特征明显。在讨论中有会计的阶级属性观点，有技术属性观点，也有两重属性观点。由于受政治环境的影响，会计阶级属性的观点支配了整个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会计学术界。②有关会计职能的讨论初露锋芒，一职能论（“反映”职能）与二职能论（“反映与监督”和“反映与控制”）开始交锋。


２．波折阶段（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至１９７６年）。随着党中央１９６１年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及《工业七十条》等法规的颁布，会计工作有了一定的起色，如在吸取１９５８年会计改革中“彻底放权”、“大力简化”教训的基础上，１９６４年财政部和各地区、部门对会计报表作了一些精简，在“反对繁琐哲学，提倡通俗易懂”、“算要有用，管要合理”思想的指导下，１９６５年４月和８月财政部分别提出了《企业会计工作改革纲要（试行）》和《预算会计改革纲要》，使实际部门的会计工作有了一定的起色。但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这种起色很快就夭折了。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较少，而且大多属于带有明显政治意图的非科学化研究。但这一阶段的主要成果一是理论界提出了会计具有两重性的观点（应当说，这种观点的提出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二是提出会计对象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资金运动”；三是将会计分为会计核算、会计分析和会计检查三部分。据统计，由财政部主办的《会计》杂志从１９６６年第８期（总第２６期）起暂停出版，在１９６７年 ～ １９７１年这一期间中国没有出版过一本真正的会计著作，１９７２年 ～ １９７８年这期间内只出版过有关农村及公社的会计书籍。究其原因，正如前述《会计》杂志在１９６６年第７期停刊启事中所言：“为了使编辑部集中力量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阶段的会计研究成果有五大特点：一是成果总体数量少、质量低；二是成果有明显的政治色彩，为政治服务；三是会计理论研究主要服务于农业学大寨的需要；四是仅有的部分成果也主要是恢复性的研究，如１９７５年以后开始出现了一些有关预算会计、会计原理、工业会计、农业会计和商业会计等方面的书籍；五是会计记账方法争论激烈，增减记账法成为中国特色的会计记账方法。当时争论焦点的记账方法有收付记账法和增减记账法，１９６４年商业部门提出的增减记账法在一段时间内成为理论研究与实务应用的重点。


３．复苏和改革开放的起步阶段（１９７７年至１９８７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受改革开放思想的影响，会计学界进行了许多大胆、独立、自由的研究，产生了许多重要的、富有现实意义的研究成果，主要表现在：①１９８０年中国会计学会成立，集中领导中国会计理论研究，同年１０月，财政部召开了全国会计工作会议，提出会计改革问题。②会计“管理活动论”和“信息系统论”正式提出，各会计学派及代表思想激烈论争。③大量引进西方会计理论和方法，开展中外会计比较研究。④１９８３年中国会计理论研究的总体目标“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会计理论和方法体系”确立，中国会计管理正式进入目标明确的战略规划阶段。⑤紧密结合企业财务管理研究会计管理问题，使财务管理与会计管理的关系有了突破性进展。⑥１９８３年财政部发布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会计制度（试行草案）》，１９８４年１０月财政部在全国会计工作座谈会上提出了《关于会计业务改革的设想（讨论稿）》，１９８５年１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颁布实施，１９８６年７月国务院发布了《注册会计师条例》，所有这些法规的颁布和实施，为将中国会计管理逐步纳入法制化管理的轨道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这一阶段研究的主要特征是：前期注重会计基本理论的研究，后期开始注重对会计实务问题的研究，如开始研究物价变动会计、股份制会计等。这一阶段的理论研究主要有两条思路：一是继续学习和研究前苏联社会主义会计的理论与方法，并努力与中国会计实践结合。这一思路的代表性著作有：《开展我国会计研究的几点意见》（杨纪琬、阎达五，１９８０年），《论经济核算制与会计》（葛家澍等，１９８０年），《关于会计的属性》（李天民，１９８０年），《社会主义会计学体系的探讨》（于玉林，１９８２年）。二是利用中国改革开放环境，引进和学习西方会计学的理论和方法。这一思路的代表性著作有：《对会计领域中吸收国外经验的几点看法》（白肇鲁，１９８１年），《论会计理论的继承性》（葛家澍，１９８２年），《立足国内，面向世界，对西方管理会计应作进一步研究》（丁平准、杨继良，１９８４年）。在这一阶段还发表了体现两条思路的代表性论著，如１９８１年李天民发表的《试论建立我国的审计制度》等。这一阶段的主要理论贡献有：①会计“管理活动论”正式提出并得到进一步补充。②确立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会计理论方法体系”为会计研究的目标，并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③以内部银行为核心的责任会计研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会计管理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