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以1992—2005 年中国A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多重度量方式，包括累积应计数字变化、盈余反应好坏消息的时效性差异以及净值相对于市值持续向下偏误的程度等，对我国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稳健程度进行研究。研究结果发现：自1998年起，由于会计改革与证券法的颁布实施，我国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的稳健程度在显著增加。结果进一步揭示，我国在会计领域推行的各项会计改革与监管措施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发挥了一定的成效。
　　关键词：稳健性；应计数字；盈余/报酬关系；净值/市值比率
　　
　　一、引 言
　　
　　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快速发展，会计信息的披露已成为外界了解我国上市公司的重要途径。为了消除各界对于我国A 股上市公司财务报表的疑虑（Chen,et al，1999；Chen,et al，2004）），我国主管机构积极推动会计准则与国际标准接轨，并落实各项监管机制。学者们从各种角度研究了我国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稳健性的问题。Ball等(2000)以会计盈余作为变量，对我国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的稳健性进行了初步的研究，结果发现，不管是基于国内的企业会计制度还是国际会计准则所编制的会计报告，都缺乏稳健性，而李增泉等(2003)利用同样的方法则发现，中国上市公司具有会计稳健性。赵春光(2004)则根据现金流量与应计利润的变化，对1994—2001年间会计盈余的谨慎性进行了分析，发现在1998 年之后中国会计盈余的谨慎性比以前年度有很大提高，会计盈余谨慎性的提高主要来自于现金流量而不是应计利润。Jia (2004)利用中国证券市场1993—2001年间的数据，对中国会计稳健性的时序变化以及中国制度背景特征是否能够解释会计稳健性的变化规律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结果发现：随着中国注册会计师诉讼风险的增加，会计稳健性增强；国有股少的公司，会计稳健性增加；银行贷款多的公司，会计稳健程度增强。研究结果提供了会计稳健性的诉讼和契约解释的证据。陈旭东（2006）运用basu(1997)模型，计算了中国上市公司分年度的会计稳健性以及行业特征。实证研究发现，随着中国会计制度改革的深入，以及证券市场监管和处罚力度的强化，中国证券市场的会计稳健性在1998年后逐渐增强，2001年以后上市公司的会计具有稳健性，并且会计稳健性具有行业特征，在制造业尤其明显。
　　然而，以上文献在研究会计盈余的稳健性问题时，多以单一度量的方式进行，例如有些文献从损益表观点切入，认为稳健性为“会计盈余对于好（坏）消息的确认、验证要求越不对称，会计处理越稳健”，有些文献从公司财务报告操纵权切入，以应计基础与现金基础差额的应计数字来观察稳健程度的变化。也有部分文献从资产负债表切入，以市值为评比标竿，认为稳健性是“权益证券净值对其市值向下偏误的程度”。然而Dietrich等(2003),Ball 等(2005)以及Givoly等(2006)等人在研究中发现，以会计盈余作为单一度量方式存在一定的计量问题以及结果难以类推的问题，因此建议采用多重度量的方式，以加强结果的可比较性。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将以多重度量的方式来研究我国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稳健程度的跨期变化问题，并分析定义的不同是否会导致结果存在较大的差异。
　　
　　二、研究设计
　　
　　（一）假说建立
　　在我国,对稳健性原则的关注仅是近20年的事。1992 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一次把谨慎性作为会计核算的基本原则之一, 标志着中国会计改革向谨慎性迈出了第一步。1998 年财政部颁布的《股份制企业会计制度》，对收入的确认进行了更为严格的限制,财政部和证监会要求在境外上市的公司扩大资产减值的计提范围。同时对所有的上市公司要求对应收帐款、短期投资、长期投资和存货计提减值准备，通称“四项计提”。 除了上述“四项计提”的强制性规范外，1998 年会计改革还发布了7 号具体的企业会计准则，包括现金流量表准则、资产负债表期后事项准则、债务重整与清算准则、收入准则、投资准则、建造合同准则、会计政策与会计估计变更准则（Haw，et al ,1999）等，希望藉此提高财务报表的稳健性。后续的会计改革中，稳健惯例仍然占据了改革的主导方向，2000 年《企业会计准则——或有事项》要求对能合理确定金额和未来很可能发生的或有损失,应在财务报表中予以反映(即计入当期损益) ,但不得确认或有收益。2000 年12 月29 日,财政部颁布《企业会计制度》，取代《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企业会计制度》进一步扩大了资产减值的计提范围,包括对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在建工程和委托贷款计提减值准备。这进一步说明了稳健性原则在我国得到了充分运用。基于上文所述，本文预期1998年以后，我国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的稳健程度将显著增加。
　　由于文献上对于稳健性并没有一致的操作性定义，因此，本文将采用多重度量方式来检验财务报告稳健程度的变化。基于文献考察，我们以以下三种模式定义稳健性：一是应计数字的符号及幅度变化；二是盈余确认好坏消息的时效性差异；三是净值与市值进行比较时的比率变化。上述三种度量方式中，由于应计数字受限于会计准则规范，本文进一步以累积应计数字度量，其余两种度量方式由于涉及到好、坏消息确认的不对称以及权益市值与账面价值的落差程度，因此可较完整地捕捉到管理阶层与审计人员对于财务报告的稳健态度。据此，建立如下三个假说：
　　假说1-1：1998年会计改革后中国A 股上市公司应计数字与累积应计数字显著降低。
　　假说1-2：1998年会计改革后中国A 股上市公司盈余确认坏消息的时效性，相对于好消息，显著增加。
　　假说1-3：1998年会计改革后中国A 股上市公司净值/市值比率显著降低。
　　（二）稳健性变量的度量
　　根据上文所述，本文采用以下三种模式定义财务报告的稳健性，下面分别叙述之。
　　1.以各期应计数字与累积应计数字的符号与变化幅度定义稳健性
　　本文首先以应计数字的变化定义财务报告的稳健性。在理论上，应计数字一般是指会计盈余与营业现金流量之间的差额。理论界之所以以应计数字作为稳健性的代表变量，是因为会计盈余与营业现金流量之间的差额中隐含了管理阶层对于财务报告的操纵权（Givoly，et al，2000）。显然，当应计数字显著为负时，表示管理当局采用了减少盈余的会计方法，此时会计政策相对稳健，而当应计数字显著为正时，表示管理当局采用了增加盈余的会计方法，此时会计政策相对不稳健。因此，以应计数字作为稳健性的代表变量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然而，必须注意的是，按照会计准则规范，应计数字一般具有返转的特点。主要是因为各类商业交易具有跨期度量与确认的特性，本期的稳健处理可能造成未来各期盈余的不稳健结果，因此本文除了观察各期应计数字的正（负）以推论各期财务报告的稳健（不稳健）性外，还观察样本公司各期累积净利润与其各期累积营业现金流量的差异，亦即累积应计数字，来分析财务报告稳健程度的变化。Givoly 等（2000）将累积应计数字分解为累积营业应计数字和累积非营业应计数字，前者主要来自日常营运以及销货增长，管理当局可操纵的空间较小；后者主要来自组织重整、资产处分、递延收益以及资产冲销等项目，管理当局操纵空间较大。因此，相对于前者，后者更能代表管理阶层财务报告的策略。本文亦以此为依据，进一步考察样本公司在所考察期间内各期累积非营业应计数字的变化。为进行对比，本文亦列出所有各期累积营业应计数字的变化。考虑公司规模差异，各数字均以期初总资产予以相除。依据预期，1998 年以后财务报告会趋于稳健，因此，1998 年之后的应计数字会显著小于1998 年之前，所有公司累积应计数字，特别是所有公司累积非营业应计数字在1998年后应呈现逐年下滑的趋势。
　2.以盈余反应好坏消息的时效性差异定义稳健性
　　从文献来看，以“会计盈余对各类消息反应的对称与不对称确认程度”来定义财务报告稳健性是学者们最为常用的一种方式，国内学者大都如此。此思想来源于Basu（1997）等人。Basu（1997）从损益表观点出发，将稳健性定义为“会计盈余对于好（坏）消息的确认，要求严格（宽松）的验证，验证要求越不对称，会计处理越稳健”。由于股票市场反应所有信息，因此该文以正（负）的股票报酬替代好（坏）消息，以此来研究稳健性的变化问题。依据上述稳健性定义，同期盈余与负报酬关系应显著大于同期盈余与正报酬关系。
　　对于盈余与股票报酬的度量方式，学者们一般采取未经调整的原始数据或以市场平均值调整过后的数据进行分析。然而对于中国市场而言，由于政府经常对证券市场进行宏观调控，因此我国证券市场向来有政策股市之称。针对这种情况，本文将采用调整市场平均值后的盈余与报酬建构下列回归模型来研究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稳健程度的变化：
　　 AEPSit=α0+α1×DARit+β0ARit+β1ARit×DARit+εit（1）
　　其中：AEPSit代表i 公司第t 期调整后的每股盈余；ARit代表i公司第t期调整后的股票报酬；DARit代表调整后的股票报酬正负的虚拟变量，ARit小于零为1，否则为0；εit代表i 公司第t 期误差项。依据稳健性定义，β1度量盈余对于坏消息的增额确认程度（相对于好消息），应显著大于0；至于(β0+β1)/β0则代表盈余对于坏/好消息确认的敏感度差异，应显著大于1。本文预期1998 年以后财务报告会趋于稳健，因此1998 年以后的β1应显著大于1998 年以前的β1，且1998 年以后的(β0+β1)/β0应显著大于1998 年以前的(β0＋β1)/β0。
　　3.以净值/市值比率定义稳健性
　　Feltham等（1995）从资产负债表观点切入，认为稳健性是“权益净值相对于权益市值向下偏误的程度”。之所以以净值与市值比率定义稳健性，主要是由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稳健会计的不对称确认使得净值持续低于市值；另一是递延政策的使用也可使得净值暂时低于市值（Beaver，et al，2000）。因此，以此定义稳健性，也在学术界得到了一定的应用。在此定义中，一般以净值/市值比率对当期与过去各期股票报酬进行回归的方式来研究财务报告的稳健性变化。然而必须注意的是，股票报酬对净值/市值比率的影响一般随着递延期数增加而减少，考虑中国证券市场历史较短，为了解1998 年前后转折变化以及避免样本数大量流失，本文参照Ryan 等（2003）等人的研究方法，将递延期数采取四期，由此建立如下回归模型：
　　 BTMit=α+β0D1998+β1Rit+β2Rit-1+β3Rit-2+β4Rit-3+β5Rit-4+εit（2）
　　其中：BTMit代表i 公司第t 期净值/市值比率，以期末普通股权益账面价值除以其市值；D1998 为虚拟变量，1 代表1998年（含）会计改革后，0 代表1998年会计改革之前；Rit-k代表i 公司第t-k 期的股票报酬；εit代表i 公司第t 期误差项。依据本研究预期，1998 年以后财务报告会趋于稳健，净值/市值比率变小，因此应显著为负，至于当期与前期股票报酬的估计系数代表递延确认，因此预期符号为负。
　　（三）选样标准与资料来源
　　本文选取1992—2005年所有在上海和深圳证交所交易的A股公司。鉴于上市公司在IPO当年的会计盈余与其他年度存在较大差异，我们剔除了当年IPO的公司、当年停牌超过1个月的公司和数据不全的公司。另外本文亦排除金融保险业公司，因其会计政策与制度有特殊的规范，与一般产业有所不同。本文数据全部取自深圳国泰安信息技术公司开发的CSMAR数据库2006年版。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年度盈余、年度营业现金流量与年度应计数字变化
　　表1为在上海与深圳证券交易所发行A 股的上市公司14 年来会计盈余与营业现金流量的时间序列型态，前者代表应计基础的获利指标，后者代表现金基础的获利指标，另外考虑截面样本公司的规模差异，本文以总资产对上述两指标予以平均，相除后分别简称为ROA 与CFOA。
　
　　 注：ROA=盈余/总资产；CFOA=营业现金流量/总资产。中国上市公司1998 年起才提供现金流量表，因此1998 年之前的营业现金流量依下式估计：营业现金流量＝盈余－（流动资产变动数－流动负债变动数－现金`变动数－折旧与摊销＋未来1年到期长期负债变动数）。
　　由表1左半部分可以看出，中国证券市场应计基础的亏损比率（ROA<0），虽非单调递增但仍呈现攀升的趋势，1998年之前明显偏低，介于1.04%～10.24%；1998 年之后（含）亏损比率居高不下，介于10.04%～21.32%。进一步观察ROA平均数，可以发现由1993 年的0.081 逐年下滑至2005年的0.021；ROA 中位数亦呈现相似型态，由1993 年的0.072单调递减至2005 年的0.020。上述应计基础指标ROA 显示，1998 年以后我国上市公司亏损比率上升与报告盈余恶化的现象特别明显，由于1998 年中国进行了大幅度的会计改革，因此上述现象究竟是上市公司经济绩效的实质下滑所致，还是由会计政策的影响所致，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下面我们改用CFOA进行分析。
　　表1右半部分为改用CFOA 度量公司绩效的结果（Healy,et al，1992; Givoly，et al，2000）。由结果可知，CFOA 为负值的比率逐年减少，1998 年以后更为明显。进一步观察CFOA 平均数， 1998 年为转折年度，之前CFOA 平均数均为负值但呈现改善的迹象，由于1998 年之前中国证券市场未要求上市公司提供现金流量表，该数据系估计所得，实证结果难以避免度量误差。但在1998 年之后，上市公司提供现金流量资料，可信度提高，CFOA 平均数由负转正且波动不大，介于0.040～0.051，显示公司绩效平稳改善，CFOA 中位数趋势类似，同样支持公司经济绩效在1998 年之后明显改善且相当平稳。由表1左右对照可发现，全体样本ROA 与CFOA 趋势相反。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亏损比率上升以及报告盈余衰退主要来自于会计应计数字的变化，而非上市公司经济绩效的实质下滑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