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减税是从减法方面来增加居民的收入以提高消费率的话，那么，退税就是从加法方面来增加居民的收入以提高消费率。相对于减税而言，退税不受税收收入比例的限制，理论上退税的规模可以达到税收收入的100％甚至更多，所以退税的作用可以发挥得很大，不受某一税种税收规模的限制。在中国，还没有真正实行对个人所得税的退税机制。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个人所得税实行分类制，在分类制的基础上实行个人所得税的退税较为困难。但是，由于在中国农村尚未征收个人所得税，故可以考虑在农村对农民实行个人所得税的退税，以达到增加农村居民消费的效果。
　　减税和退税都会减少财政收入，因此，既要保证减税和退税在财政上具有可行性，又必须考虑补充财政收入的其它来源。政府的财政收入，除了税收收入之外，还有其它来源。这些来源主要包括国家的财产性收入(还有其它类型的非税收入)和债务收入。债务收入是一种临时性的财政收入，因为政府的债务最终要靠税收或国家的财产性收入等来偿还。而国家的财产性收入则不同，国家的财产性收入是不需要税收来偿还的。若考察赋税史，就会发现，早期国家的财政收入主要是靠国家财产权来维系的，后来才逐渐产生了基于私人财产权之上的现代税收。因此，一国如果有较多的财产性收入就可以将其作为减税的重要财政基础。
　　目前中国有大量的储蓄，这是政府发行国债的重要后盾。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截止至2008年8月，中国有近20万亿的城乡居民储蓄、15.7万亿的银行存贷差。这为中国政府发行国债提供了资金保障。从中期看，中国政府还有大量财产性收入可以利用，包括土地等资源性收入和国有资本收入(包括资本转让收入和资本增值收入)。据推算，2006年底全国国有土地的总价值约为50万亿元，国有企业资产达29万亿元。其中，中央企业净资产就高达5.35万亿元。这些国家财产可以作为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因此，为了补充减税和退税的资金缺口，在目前股市和房地产市场不景气的情况下，可以考虑先发行国债，待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好转时再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或国有股权来偿还，或干脆将一部分国有股划归专项资金来退税。
　　总之，通过减税和退税以藏富于民，提高居民收入，将为居民消费率的提高打下坚实的基础。而消费提高，内需进发，经济发展，税源充足，将为远期的税收收入增长提供源泉；反过来远期的税收增长又可为当前的减税和退税政策提供长期资金支持。
　　当然，针对当前的低消费现状，除了减税和退税之外，还有增税的空间。通过增税，可以防止短期税收收入大幅下降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如果说减税和退税是增加低收入者的可支配收入的话，那么增税就是通过降低高收入者的收入或财产金额为减税和退税提供一定的财力支持，同时，通过增加有利于消费的税种的税收(如所得税和财产税)，还可以在维持总体税收收入不变的前提下促进消费率的提高。笔者认为，当前增税的核心应该是：增加所得税和财产税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增强所得税和财产税的地位。
　　
　　五、促进消费的税收政策着力点和突破口
　　
　　(一)建立农村居民个人所得税负所得税制度
　　中国消费的最突出问题之一是城乡消费差距过大。在中国，13亿人口中有8亿农民，而农民只消费了全国1／3的商品。据统计，农村人均日消费仅5元多，5个多农村人口购买的商品才相当于1个城镇人口购买的商品，而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农村消费水平的提高还有很大的空间。据国家统计局测算，农村人口每增加l元的消费支出，将给整个国民经济带来2元的消费需求。因此，若能提高农民消费，将会大大提高消费率。农民消费比例过低的关键是农民收入太低，导致农民无钱消费；就算是稍微富裕一些的农民，也因无社会保障而不敢消费。要提高农民消费，必须解决提高农民收入和社会保障这两大问题。在农村社会保障缺失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在农村建立个人所得税的负所得税制度来解决农民收入和社会保障两大问题。
　　负所得税是1963年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在其著作《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中提出的。负所得税制度本质上是由政府补贴低收入者以维持低收入者最低生活费的制度。其具体办法是由政府规定出一个最低生活保障额度，根据个人的实际收入，对低收入者给予一定的补助，收入越高，补助越少。
　　负所得税计算公式是：
　　负所得税=收入保障数一个人实际收入×负所得税率
　　个人可支配收入=个人实际收入+负所得税
　　为了减少农村居民个人所得税负所得税制度施行的交易成本，在初期可以假设农民的个人实际收入为零，并按照一定的基数和比例算出一个定额(收入保障数)，对所有的农村居民都进行补偿；待配套条件成熟时，再进行完善，并规定所谓的排富条款，对农村居民中的富裕者取消负所得税，征收正的所得税。比如：在当前，可以先按照每月2 000元的基数，规定3％～5％的比例算出60～100元的收入保障数，由于在初期忽略农民的个人实际收入，那么，每个农民可以获得的负所得税为60～100元。负所得税的纳税人仅为具有农业户口的农村居民。按照8亿农民来计算，大概每年要花费5 760～9 600亿元。对这部分负所得税的资金来源，短期可以由国债发行收入来填补，中期可以通过划拔一部分的国有股或国有企业利润作为专门基金来解决，长期可由税收收入来补助。通过在农村建立稳定的个人所得税负所得税制度，既可以长期增加农民收入，又可以稳定农民预期，以及行使一定的社会保障功能，从而将会大大提高农民消费的水平。
　　至于农村负所得税制度与城市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整合问题，可以留在下一步再逐渐解决。
　　
　　(二)增加所得税和财产税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增强所得税和财产税的地位
　　1　所得税增税的关键：改革个人所得税制，尽快实行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税制，扩大综合征收的范围，提高个人所得税的累进性，增加个人所得税收人。目前，中国个人所得税实行分类制，将个人所得划分为11类分别征收。分类征收的个人所得税，不能较好地体现负担能力原则，因为只有综合的所得才能够真正体现个人之间的所得差异和负担能力差异。因此，应改革目前的分类制个人所得税。只有尽快实行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才能较好地体现纵向公平；同时，也有利于增强个人所得税的筹集财政收入的能力，增加个人所得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强化个人所得税在中国税制中的地位。而且，强化个人所得税的收入能力，也有利于发挥个人所得税的收入分配调节作用和其它调节作用，因为只有在收入具有一定规模的基础上，分配调节才有力量。中国目前的个人所得税结构中，工薪阶层缴纳的税收占主体，而富人缴纳的个人所得税较少，这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个人所得税人群分布结构正好相反。改革所得税制度，降低低收入者的税收负担，增加低收入者的税后可支配收入，同时增加高收入者的税收负担，实行结构性增税，不仅有利于税收公平，还有利于居民消费率的提高。
　　2　财产税改革的方向：实行一般财产税制，扩大财产税征税范围，增强财产税在中国税制中的地位，提高财产税在税收收入中的比重。我国财产税的现状表明，由于财产税占税收收入的比例较低，使得财产税所起的作用较为有限。而且，财产税的结构也凸现出许多问题。首先，征税范围不合理。我国现行的财产税中，房产税占主体。但是，房产税仅对经营性的房地产征税，对消费性和空置的房地产不征税。对这部分房地产不征税，不仅不公平，而且还不利于提高消费率水平，也不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其次，税基较窄。我国财产税仅涉及房地产、车辆，而对库存商品、机器设备、贵重家具和无形动产不征税。过窄的税基限制了财产税功能的发挥。第三，税种缺失。我国尚未开征遗产与赠与税，不利于刺激消费。我国人民有节俭和遗留财产给后代的传统，如果不开征遗产与赠与税，将会导致这种传统更加强化，不利于消费率的提高。目前，反对开征遗产与赠与税的声音也较大，其理由是国外纷纷取消遗产与赠与税，所以我国开征遗产与赠与税不符合世界潮流和趋势。但是，国外特别是美国取消遗产与赠与税的一个重要理由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消费率太高，储蓄率太低，取消遗产与赠与税有利于提高这些国家的储蓄率和降低消费率。而我国的情况恰好相反，我国目前消费率太低而储蓄率太高，所以我国开征遗产与赠与税恰逢其时。第四，税率设计不合理。我国财产税税率设计除了税率太僵化，不能根据每个地方的实际情况而有所变化之外，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税率的累进性太差。我国财产税税率采用的是比例税率和定额税率，税率累进性较低。为了充分发挥财产税的公平调节功能和对消费的刺激作用，可以适度采用累进税率，累进税率的设计可以先低一些，采用低累进制度，然后，根据情况灵活调整。
　　针对上述问题，为了刺激消费，我国财产税的具体改革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1)实行一般财产税，扩大征税范围和税基。具体操作上，应先将闲置性的、空置性的房地产纳入征税范围，将这部分资金引导到合理的消费上来；然后，通过扩大财产税的税基，使财产税的税基囊括房产、车辆、银行存款、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和知识产权；最后，在条件成熟时对所有的净财富(资产减负债)征税，具体可以借鉴荷兰的经验。通过推行一般财产税，扩大征税范围和税基，将资金分流到消费领域，以达到刺激消费的目的。(2)增加财产税的累进性。具体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第一，由于个别财产税对不同财产区别对待，也不容易对纳税人的财产总额实现累进征收，因此，可以考虑逐步向一般财产税制靠拢，通过扩大征税范围和税基来提高财产税的累进性。第二，采用低累进税率来增加财产税的累进性。低累进税率既有利于改革的推进，负作用也较小。另外，对低收入者应该有一个豁免额。为了使税收宽免额仅限于低收入者，可以利用逐步消除机制来取消对高收入者的豁免优惠，增加累进性。(3)开征遗产和赠与税。这不仅有利于改变国民过度节俭和遗留遗产的习惯，增加国民的当前消费，而且有利于改善消费投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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