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财务理论经过五十多年的演进,无疑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富有活力的内在有机的方法体系。但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与之相关的消极趋势似乎也在滋长着,财务理论对于其分析范式的自信正在演变成哈耶克所警戒的“致命的自负”。这种心态,阻碍了财务理论以沉静谦逊的姿态借鉴与汲取来自其他学科的思想精华。就目前的状况来看,财务理论对于“工具理性”的尊崇已经使得其发展成为一种精致而繁琐的“数学形式主义”。作为现代财务理论基础的资产组合理论、有效市场理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MM资本结构理论和期权定价理论等,几乎无一不运用数学模型予以表述。翻开我国近年来出版的财务理论书籍及杂志,这一现象也能得以验证。财务理论在普遍性和统一性逐渐趋于“完美”之时,其实也抽象掉了财务理论所必须关注的文化与制度这些重要的路径依赖要素,抽象掉了财务理论背后的文化传统与民族性,因而也同时消解掉了古典经济学中始终坚守和洋溢的人文关怀的精神立场。

著名思想家马克斯·韦伯认为,任何一项事业的背后,必然存在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企业财务也不例外,企业财务的背后就是财务文化。企业财务文化与财务资本的结合,是推动企业财务管理的关键因素。因此,注入“文化”因子于我国企业财务管理之中,深入挖掘财务学的文化内涵,不仅将对原有的财务管理学带来冲击,同时也预示着我国财务管理的实践方向和发展趋势。

一、财务文化的内涵界定

对于财务文化内涵的界定,近几年我国学者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主要观点如下:

杭州电子工业学院课题组(2003)认为财务文化是指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财务人员在长期的财务理论与财务实践中创造和形成的、最高层次的、非经济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财务文化可分为财务物质文化、财务制度文化和财务精神文化。财务价值观、财务精神(风气)、财务道德观、财务知识、财务形象和财务设施是财务文化的要素。财务价值观与财务道德观是财务文化最重要的两个方面(冯巧根,2003)。

陈兴述(2003)认为财务文化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去认识。广义的财务文化是指影响财务发展变化及其模式选择和财务行为的,包括知识、宗教、信仰、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在内的人类的活动方式、行为模式以及精神与物质设施构成的并为财务所隐含的复合体。狭义的财务文化仅仅是指财务人员的意识形态,即财务人员在长期实践活动中形成的一种文化观念。

李连华(2004)则认为财务文化应该包括财务价值观和财务理念两个不同的层次,财务价值观指股东利益最大化、诚信至上、社会责任感,而财务理念则是服务为先、现金至上、时间价值最大化、财务风险最小化、沟通和合作、财务管理创新。

夏明(2006)认为广义的财务文化是企业在财务领域的渗透和体现;狭义的财务文化是企业财务部门长年累积形成的具有自身个性的财务宗旨、财务观念及财务行为准则的综合,是融化于企业财务流程并与企业的资金流、行为流相互糅合的一种“文化流”。

二、财务文化对传统财务理论的影响

企业财务文化是一种“内隐文化”,是企业为了实现财务目标而一贯倡导、逐步形成、不断充实并为全体成员所自觉遵循的理财价值标准、道德规范、工作态度、行为取向和生活观念,以及由这些因素融会、凝聚而形成的整体财务管理精神风貌。不难看出,财务文化的实质是以人为中心,以文化引导为根本手段,以激发财务人员的自觉行为为目的的独特的文化现象和财务管理思想。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强调建立以人为本的财务管理哲学。在认识问题、解决问题时都以人为出发点,以文化的形式实现财务人员群体的凝聚力,从而使财务人员群体发挥出最大的整体功能。作为一种财务管理思想,它认为财务人员是财务管理的主体,财务管理的核心是对财务人员的管理,只有提高财务人员的思想觉悟、业务水平、文化素质、道德情操等,才能充分发挥财务管理的职能作用,实现财务管理的目标。由此可见,传统财务理论忽视财务文化的重要性是偏误,而重新挖掘财务学的文化属性并以此探讨财务文化对传统财务理论带来的影响就显得很有必要。

(一)研究前提的重新界定

任何一种理论,必须有其严谨的理论前提。而财务理论的理论前提从根本上可归纳为经济学中的理性经济人假设。经济人假设,缘于古典经济学兴起之初。“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师和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自他们自利的打算。”在亚当·斯密看来,“经济人假设”的基本内涵是:经济人是自私的,追求自身的最大利益是驱动其经济行为的根本动机;经济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同时也是扩大社会物质财富的过程。因此,“经济人”可以设定为“利己动机 理性行为”(李心合,2003)。这一假设运用到财务理论中,才有企业价值最大化作为理财目标的可能,才有资本成本成为企业融、投资决策的依据和标准等等。可见,经济人假设是判断经济主体行为是否合乎理性的价值判别依据,如今已成为指导我们认识公司财务问题最有影响力的分析工具。
理性经济人假设在现代财务理论中得到充分运用和体现,但其局限与无能也使人们越来越对其进行深刻的反思。第一,中国从“富则修”到“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经历了对穷的狂热、虚假的赞美到对金钱病态的疯狂追求。在物质财富面前,部分中国人变得狂躁不已,把道德置诸脑后,不择手段。这正如马歇尔所说,“所谓经济人就是他不受道德的影响,而是机械地和利己地孜孜为利”。第二,经济人也可能存在私人偏好和社会偏好。在现代经济学中,说“经济人是自私的”,仅仅是就“使偏好函数最大化”而言的。作为经济人,“自利”这一概念仍然可以很好地表达包含利他偏好的“私人偏好”:一是基于“血亲机制”,经济人自愿放弃自己的部分财富来改善亲朋好友的处境而获取“声誉收益”;二是基于“互惠机制”,经济人以牺牲眼前的资源来换取未来的更大回报。此外,经济人追求的个人利益并不只是物质利益,受人尊重、社会地位、名誉等“个人的社会价值”也构成个人利益的一部分。也就是说,现实生活中的人在不同的制度框架内,既可能是利己主义者,也完全可以是共同利益的直接追求者,甚至可以是利他主义者。这正如经济学家A·森在《伦理学与经济学》一书中所言,“如果假定人类是坚定的自利者,永远以一种自我中心的范式来行使自由,那么对理性的进步和公共行动的预期就是异想天开。”第三,当我们进入那些与交易缺乏明显的、直接的联系领域时,经济人就会终止履行经典教义的规定(杨春学,2005)。企业家为保护环境而自甘受损、为救助穷人而匿名捐款、为社会公正而甘愿牺牲等行为,都是理性经济人假设难以解释的。同样,经济人假设也难以解释企业员工出于对团队的忠诚而忘我工作、不计报酬。因此,我们不能把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视为唯一符合理性的,而追求其他目标(如公益精神、团队精神等)就是不理性的,这将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因此,从财务文化的角度来考量,财务理论的研究前提应该是“经济人”与“社会人”的交融。

(二)研究导向的重新定位

在传统财务理论中,把企业的行为抽象为理性经济人的行为,这种理性的集中表现就是将追求利润最大化作为自身的目标。以此为导向,传统财务理论构筑了一套以“企业价值最大化”为目标的理论体系。但是,这套理论体系直接导致了财务价值导向的偏颇,基本上排斥企业“与制度相关动机”和“与伦理相关动机”,而这些动机事实上都是现实世界里企业财务活动无法回避的。因此,在嵌入财务文化的情况下,财务研究导向(即企业理财目标)就需要作出重新定位。我们知道,企业作为多种资本的集合,作为一系列经济性和社会性契约的集合,其目标函数的结构是很复杂的而不是单一的,其中既有经济性契约的目标函数,又有社会性契约的目标函数。经济性契约的目标函数要求企业实现利润最大化,为社会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社会性契约的目标函数要求企业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还应该履行其社会责任。因此,从财务文化的角度来考量,财务研究导向应该是“利润”和“责任”的统一。

(三)研究方法的重新考量

传统财务理论在研究方法上承袭了个体主义方法论,认为社会是由个人或个体组成的,所有行为都是个人或个体的行为,在个体成员的行为被排除在外后,就不会有社会整体的存在和现实性。哈耶克(1989)说得更彻底,“我们在理解社会现象时没有任何其他方法,只有通过对那些作用于其他人并且由其预期行为所引导的个人活动的理解来理解社会现象”。但是,财务学界对个体主义方法论提出了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批评,认为其存在严重的缺陷:第一,个体主义方法论将人类行为的动机假定为主观效用价值最大化,而这个假设的理论前提是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统一性。然而事实上,由于社会成本的存在,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冲突随处可见。第二,个体主义方法论在确认公司个体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却忽视了非财富性目标的客观存在。第三,由于实证研究的盛行,运用个体主义方法论构建的传统财务理论基本上无视制度和文化因素对公司财务行为过程和方式的影响,而是只注重“理性工具”(即财务技术)。不可否认,财务研究方法由于包含众多的数理知识而呈现出明显的技术性特征,但“人”(既为经济人,也为社会人)的“观念判断”却常常决定财务研究方法的走向和结论。因此,从财务文化的角度来考量,财务研究方法应该是“技术”和“观念”的糅合。

(四)研究对象的重新表述

传统财务理论的研究对象主要局限于公司财务的经济效率性,或者说价值创造是传统财务理论的研究对象。但不管如何表述,传统财务理论忽视财务的社会性问题已是不争的事实。当然,作为创造财富的经济组织,企业关注其价值的最大化也无可厚非。但是也应看到,公司财务行为作为一种嵌入在社会结构中、受社会结构限制的网络化行为(李心合,2003),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或无法离开社会对其的影响。历史、文化、经济与政治制度、社会环境、伦理道德等非经济要素,同样是进行财务理论研究时不可或缺的。也就是说,财务理论研究不仅要关注财务活动的效率性,还应该关注财务活动背后所蕴藏的财务关系。因此,从财务文化的角度来考量,财务研究对象应该是“价值”与“关系”的互动。

(五)研究内容的重新审视
在传统财务理论研究中,一般将财务管理划分为筹资活动、投资活动、资金营运活动和利润分配等财务活动并单独研究某一项财务活动的规律性。这从企业财务管理的角度看是必须的,也是重要的。但是,这种“就财务论财务”的思维偏差势必导致财务理论研究的日趋封闭。所以,对财务理论研究内容的重新审视,就应该把握两个方向:一是重视财务制度的重要性;二是强调道德文化的重要性。

对财务制度的重视,除继续研究完善财务本位性正式制度外,尤其应当重视财务关联性制度的研究。所谓财务本位性制度是指直接约束企业财务行为要素的制度规范,它既可以是财政部制定并颁发的企业财务通则,也可以是散见于公司法、税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中的“公共财务规则”。而财务关联性制度在性质上并不是财务性的,比如伦理道德、产权制度、市场制度等,但却对企业财务行为及其企业利益相关者的财务网络关系起约束和限制作用。财务关联性制度事实上就是财务本位性制度的环境性约束条件,因而财务本位性制度与财务关联性制度需要结合在一起进行研究,以摆脱传统财务理论“就财务论财务”的思维局限性,实现财务学与社会科学的互动式发展。但是,财务制度本身并不能保证效率,有效率的财务制度除了需要同有效的产权制度和法律制度相配合外,还需要具备诚实、正直、公平、正义等良好道德品质的执行者,同时还需要与制度相吻合的、丰厚的文化土壤。因此,从财务文化的角度来考量,财务研究内容应该是“制度”与“文化”的衔接。

三、嵌入财务文化的财务理论重塑

传统财务理论从本质上来说是一门“技术财务学”,它是诉诸物质财富为中心的理论研究,其内容结构基本上是按照融资管理、投资管理和利润分配为主线布局的。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以人为本”观念的价值逐渐凸显。从宏观角度而言,无论何种经济体制,无一例外地从不同侧面强化了“人”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主导地位;从微观角度来看,无论何种类型的企业,也都从不同侧面强调了“文化”在培育企业核心竞争力方面的作用。因此,在此背景下,财务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就必须要反映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的最新进展,充分展示企业财务中人文思想与财务机制的内在联系,从财务文化的角度把握现代财务理论的核心内涵。也就是说,是否关注“财务文化”是传统财务理论和现代财务理论的根本区别。

(一)让“认识”变为“理念”

传统财务理论的研究一直局限于“技术主义”而不能自拔,这种只见“物”不见“人”的认知是不符合财务的本质特征的。财务,顾名思义,是指涉及钱财的事务。这里的“财”,属于物质的客观范畴;“务”属于意识的主观范畴。也就是说,“财务”原本就是物质的客观性和意识的主观性的统一。那么,财务理论的研究也就不能只强调“技术”而忽视“人文”,财务理论应同时具有技术和人文双重属性。毋庸讳言,财务管理学关注资产、资本、成本和利润等物化因素本是应有之义,但影响和决定这些物化因素的人及其行为也不应该忽视。因此,在财务理论的创新研究中,要把对财务的“认识”变为一种“理念”,不仅要继续重视“资金流”,更要充分关注“文化流”。

(二)让“观念”充满“过程”

财务文化的缺席,充分说明传统财务理论对财务观念的理解是片面和狭隘的。文化的主旨是观念、思想、精神和智慧,而“观念”又是文化的核心。从财务理论的发展来看,在由“哲学观念、专业观念、基础观念”所组成的财务管理观念层次中,最核心的观念应该是“人本观念、市场观念、法治观念、信用观念、环保观念、公益观念”。这些核心财务观念不仅源于市场经济的精髓要义,也深刻体现了财务文化的精神实质。它们不仅是企业财务活动的中心内容,也是进行财务理论创新研究的前提和基础。

(三)让“文化”融入“创新”

财务理论整体框架既包括财务专业技术的知识内涵,又包括财务文化的知识内涵。作为财务专业技术的财务理论已日臻成熟,并在财务管理实践中被广泛运用,但对于财务文化以及财务文化对财务专业技术影响的研究却乏善可陈。财务专业技术对于保证企业财务管理的规范性和准确性,其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但进行财务管理的是人而不是物,人是有思想的,所以对财务文化的研究与关注是不可或缺的。财务诚信的建立、财务行为的慎独、财务能力的发挥等,无一不打上财务文化的烙印。同时,财务文化对财务技术有很强的制约性,没有财务文化将无法保证财务准则的有效执行。财务专业技术有形而财务文化无形,但财务文化对企业的影响却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因此,在财务理论的创新研究中,我们应该跳出技术层面的束缚而努力向制度层面和文化层面拓展,使财务文化深深融入财务理论的整体框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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