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资产减值盈余管理研究
一、引言
2006年新《资产减值》准则规定,资产减值损失一经确认,在以后会计期间不得转回。我国新制定的资产减值准则是针对我国上市公司实际情况与我国经济发展的状况而制定的,我国的会计监管尚不完善,证券市场监管也存在很多缺陷等,这滋生了我国上市公司利用计提与转回资产减值来调节各个会计年度的利润,以此来避免ST、实现扭亏、实现配股等,在亏损公司更为普遍并且相对短期资产,长期资产金额比较大,使用时间较长,所以利用计提与转回长期资产减值对企业资产价值和盈利能力的影响更大,更深远(Alciatore et al 1998);再者,与短期资产减值的判断标准相比,长期资产减值的判断标准更复杂,减值金额与时间会存在很大的主观性。基于上述原因,我国上市公司尤其是亏损公司更倾向于利用长期资产减值的计提与转回进行盈余管理。上市公司在亏损年度存在明显的人为调低的操控性应计会计处理(陆建桥,1999),减值前亏损并且无法达到盈利的公司会以计提资产减值进行“大洗澡”,为以后年度盈利做准备(赵春光,2006)。本文旨在研究《资产减值》准则变化前后上市公司计提长期资产减值比例的变化,以及准则变化前后计提长期资产减值与企业未来盈利能力变化之间的相关关系,说明计提长期资产减值是出于盈余管理动机还是基于对公司未来盈利情况的预期。
二、文献综述
(一)国外文献 McNichols(1988)、Wilson(1988)研究发现,当企业利润较高或濒临亏损时,企业会计计提较高的资产减值准备以达到利润平滑和大清洗的盈余管理动机。Degeorge et al(1999)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存在以盈余管理目标的行为,首先是报告正的盈余而不是亏损,其次是报告盈余的增长而不是下降,最后是报告盈余达到分析师的预测而不是低于分析师的预测。Riedl (2004)通过研究SFASI21发布前后资产减值动机和经济因素之间的相关关系发现:与准则发布之前相比,准则发布之后资产减值的计提与大清洗行为的关联度高于经济因素的关联度,并且大清洗行为没有提供与公司业绩相关的信息。
(二)国内文献 从资产减值与盈余管理动机的角度进行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代冰彬、陆正飞等(2007)将减值准备分为流动资产减值和长期资产减值,发现不同盈余管理动机的公司将使用不同类型的减值准备,扭亏和大清洗的公司在进行盈余管理时,会同时使用两类减值准备;而利润平滑和管理层变更公司只使用长期资产减值准备为未来盈余留存了很大空间。李增泉(2001)发现:上市公司一般选择增加(或不减少)当期收益的资产减值政策以达到扭亏,配股;选择增加(或不减少)未来收益的资产减值政策以达到大清洗、利润平滑等盈余管理动机。王建新(2007)发现公司治理机构、盈余管理动机显著影响了长期资产减值转回这一盈余管理行为。对资产减值与盈余管理、企业自身经济因素相关关系的研究成果有:甄颖(2007)发现资产减值的转回与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显著相关,与企业盈利能力的提高或经济因素的好转没有相关关系。戴德明、毛新述等(2005)发现亏损公司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所在行业与企业自身经营情况即经济因素的不利变化,控制经济因素之后,亏损公司仍然存在大清洗的动机。王跃堂、周雪等(2005)发现我国上司公司长期资产减值行为真实地反映了资产未来收益能力的变化,认为长期资产减值的追溯调整政策事实上并没有沦为盈余管理的手段,而是为如实反映长期资产的公允价值提供了政策途径。基于以上研究,资产减值已成为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有效途径,2006准则旨在为信息需求者提供有用的信息,长期资产减值不得转回,减少盈利管理的空间。但公司以长期资产减值的方式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还可能继续存在,可能是在盈余内容、方式、目的、强度等较2006准则实施前有一定区别。2006准则颁布后上市公司计提资产减值是否可以反映企业盈余能力的变化是本文的研究内容。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Chen et a.l (2004)从市场反应的角度对A股上市公司自愿执行减值政策的动机与后果进行了研究,发现公司自愿减值行为被市场认为是公司将来业绩会得到改善的信号,在检验中也得到了证实。2006准则颁布后计提的长期资产减值准备不得转回,限制了企业通过转回长期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企业在计提资产减值时会十分谨慎,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公允价值,减值体现未来盈利能力的下降,与未来盈利能力变化负相关;但是不能说明企业不会通过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如果企业预期未来盈利情况不好,或者达不到预期的增长,就会在本年计提较大的资产减值,使本年利润较低,增大以后盈利的空间,进而实现以后年度盈利增长,那么计提的减值准备与未来盈利能力就会正相关。鉴于以上理论,提出了以下假设:
假设1:如果长期资产减值与未来盈利能力变化正相关,说明管理层利用长期资产减值进行了盈余管理
2006准则对长期资产减值计提的规定放宽了计提标准,使企业对计提比例有更大的自主空间,如对资产可回收金额的确定,也会增加盈余管理的程度,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2006准则放宽长期资产减值计提标准,长期资产减值计提比例对未来盈利能力变化影响更大
(二)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本文选取2004年至2009年我国沪深股市的A股上司公司为样本,并按以下标准对样本进行剔除:剔除含有缺失值的上市公司;剔除金融类上市公司;剔除净资产小于零的上市公司,得到2004年至2009年公司数分别为:1150家、1183家、1163家、944家、989家、1064家。数据来源为深圳国泰安数据库(简称CSMAR)和锐思数据库(简称RESSET)。
(三)模型建立和变量定义 借鉴Aboody et al(1999)、Chen et a.l(2004)以及王跃堂(2005)的研究方法,以总资产收益率的变化为研究对象,建立以下模型:ΔROAt+1=ao+a1WD +a2ΔROAt+a3MB +a4SIZE +ε
ΔROAt+1是第t+1年和第t年调整后总资产收益率之差。调整后总资产收益率是用当年净利润加上影响当年利润的固定资产减值、在建工程减值、无形资产减值和固定资产折旧后,除以当年年初和年末总资产的平均数计算出来的。对净利润进行调整时加上固定资产折旧是因为当年固定资产折旧的计提受到当年固定资产减值的影响,调整时加上固定资产折旧可以消除固定资产减值对ROA的间接影响。模型中使用跨年度总资产收益率之差来研究减值的影响,是因为长期资产减值对公司业绩的影响是长期的,而长期资产减值的影响可以反映在总资产收益率的变化上。WD是长期资产减值变量,为影响当年利润的长期资产减值与年初总资产的比例。MB为公司成长性的变量,净资产市场价值和账面价值的比例。SIZE为年初总资产取自然对数。本文利用此模型分析准则变化前后通过长期资产减值是否进行盈余管理,选取的数据是2005年与2008年计提长期资产减值比例,以这两年的数据来表示准则前与准则变化后。模型中涉及时间序列ΔROAt,为了减少准则变化对模型结果的影响,在模型中没有使用2007年ROA减去2006年ROA。如果长期资产减值体现公允价值,那么其减值计提比例应与盈利能力变化显著负相关;但如果计提减值准备比例与盈利能力显著正相关,说明管理人员利用长期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将企业现在的利润转向以后年度,实现盈利能力的增长。
四、实证检验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在进行统计检验之前,本文先对分析模型涉及到的特征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第一,长期资产减值特征变量。长期资产减值2004年至2009年计提比例变化情况,观察准则变化前后三年上司公司对长期资产减值计提比例的变化。从表(1)可以看出,这六年公司计提长期资产减值比例呈逐年上升趋势,2004年与2005年计提资产减值比例为负数,说明长期资产减值转回的数值大于计提的数值。2006准则禁止转回长期资产减值,公司计提长期资产减值比例增大了,一方面说明我国普遍存在高估资产的现象,2006准则对长期资产减值更明确的计提标准及披露要求增加了企业计提的资产减值,缩小了企业虚增资产的空间,企业资产账面水分减少;另一方面由于2007年至2009年宏观经济形势的影响,大部分企业盈利呈现下降趋势,为了尽早实现增长,把现在的利润转向了以后年度,通过过度计提长期资产减值尽量较低本年的利润,减少以后年度长期资产的减值。最后,2006准则放宽了计提标准,给企业很大自主计提空间,增加了利用长期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的机会。从表(2)可以看出,2005年长期资产减值计提比例为0.0068%,2008年计提比例为0.3437%,计提比例有大幅提高;从盈利能力变化来看,2005年与2008年均是业绩下滑的年份,说明准则变化后企业通过计提大量资产减值把当年利润转向以后年度的倾向更大,增大以后年度业绩增长的空间。
(二)相关性分析相关性结果如表(3)和表(4)所示。可以看出,长期资产减值在2005年与未来盈利能力变化△ROA2006是负相关,在2008年却是正相关,并且都呈现统计显著。从前面的描述统计,2005年与2008年的经营业绩都呈现下滑趋势,说明在不控制其他因素影响下,2006准则放宽计提标准,增加长期资产计提范围,使长期资产计提比例增大,进而对当期的利润影响增大。2005年长期资产减值计提比例小,对当年利润影响较小,会使长期资产减值在2005年与未来盈利能力变化负相关;而2006准则后,企业有更大的计提空间,更倾向于计提减值调节利润,对当年利润影响较大,会使长期资产减值在2008年与未来盈利能力正相关。公司成长性变量MB、企业规模SIZE与资产减值比例负相关,但不显著。
(三)回归分析为准确考察长期资产减值对未来经营能力的影响,应加入控制变量进行多变量的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表(5)和表(6)所示。可以看出,2005年与2008年样本公司的长期资产减值与未来总资产收益率变化都呈现正相关,说明管理层利用长期资产减值进行了盈余管理,支持了假设1。2008年的回归系数3.704显著大于2005年的0.559,说明长期资产减值对未来盈利能力变化的影响程度2008年比2005年大,支持了假设2,可以说明2006准则实施后,企业自主计提减值的空间加大,上市公司更倾向于在业绩下滑年度通过过度计提资产减值来实现利润平滑,将利润转向以后年度,实现以后年度业绩增长。以上结果进一步说明,2006年准则减少了利用长期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的途径,但是因其标准的扩大,加大了利用长期资产减值计提进行调节利润的强度。
五、结论
本文通过对2004年至2009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计提长期资产减值比例的变化及其与未来盈利能力变化的相关性分析,可以发现2006准则实施后,上市公司在经营状况不好的年份更倾向于计提大量资产减值,将利润平滑到以后年度,增大未来年度利润增大的空间,计提的长期资产减值不能准确体现资产的公允价值,而是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的工具,支持了提出的假设;2006准则对长期资产减值计提标准及范围的规定,加大了企业自主计提的空间,使计提长期资产减值比例对企业未来盈利能力变化的影响程度更大。企业利用长期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普遍存在,对企业以及投资者都会造成很大的影响。2006准则的实施,为计提资产减值提供了计提标准,为了达到准则要实现的目标,一方面通过加强企业内部控制,营造良好的内部监督氛围,通过详细的资产减值披露减少盈余管理行为,为投资者提供更相关的会计信息;另一方面,强化外部监督,通过政府监管、行业监督和事务所的审计使企业的长期资产减值更好的体现公允价值,防止过高或是过低的计提,夯实资产的质量;最后,对企业的会计人员进行必要的培训,尤其是2006准则实施后,为更好地理解并执行2006准则,对准则变化的内容进行详细的解读,使会计准则的变化达到预期的效果,对会计人员进行相关的培训是必要的。本文的局限在于,对公司计提长期资产减值比例的变化及其与未来盈利能力变化的分析结果是针对2005年和2008年的数据得出的,观察期有限。对上市公司利用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的原因,一方面企业内部控制不够完善,没有形成一套有效的内部控制体系规范公司计提资产减值的行为;另一方面,2006准则规定的长期资产减值的计提依据难以准确把握,如资产的可收回金额由资产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孰高确定,由于长期资产使用年限较长,未来的处置费用和计算未来现金流量的折现率不能准确确定,在计量时会有很大的主观性。最后,我国市场发展不够完善,资产的公允价值不能从市场价格中体现;缺乏与2006准则配套的市场监管体系,2006准则虽然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旧准则进行盈余管理的途径,但是新规定也存在很大的操纵空间,为盈余管理提供了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