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发展中国家表现尤为突出。在传统的农耕社会里，贫困被视为一种不可改变的自然现象；近代工业革命以后，社会主义思想家开始思考如何使人类社会摆脱贫困{2}。但直到20世纪中后期对贫困现象的研究才受到学者的重视，农村贫困作为最突出的地域性贫困，一直成为关注的重点。我国青年知识分子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开始探索介入农村反贫困的路径，百年中先后出现波及全国的平民教育运动、上山下乡运动、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刻画出20世纪我国青年知识分子介入农村反贫困的主要轨迹。总结这段历史，对于指导当今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介入农村反贫困，参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20世纪20至40年代的平民教育运动
　　 “五四”运动时期（一直持续到20世纪30~40年代），在民主精神的感召和推动下，许多高校青年知识分子基于“共和国家以平民教育为基础”的自觉认识，开始了平民教育的尝试。由于多数民众不识字，要贯彻平民教育的宗旨，把文化知识普及到民间，就必须“以学教人”。该时期部分高校学生开始运用工读互助、职业教育、演讲团等多种形式推进平民教育，得到了李大钊、蔡元培、陈独秀等人的支持。在当时学校有限的情况下，平民讲演团成为最好的流动式学校。但此时的教育主要针对工人，区域集中在城市。此后不久，随着平民教育运动的扩大和深入，平民教育运动开始转向农村。包括许多著名教育家在内的青年知识分子通过积极从事农村教育实验介入农村反贫困。据统计，1925年至1935年间，各种农村教育实验区达到103个{3}。其中以陶行知的乡村实验师范学校、梁漱溟的“乡村教育实验”、晏阳初的定县实验等最为典型。
　　 陶行知（1891-1946）在1923年至1926年主要从事平民教育运动。他认为真正的乡村教育是建设乡村实际生活的活教育，而新式乡村教育的创立和发展首先需要培养具有“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改造社会的精神”的新式乡村教师{4}。1927年3月15日，陶行知与东南大学教授赵书愚等创办的乡村实验师范学校正式开学，标志着中国博士下乡的开始。梁漱溟（1893-1988）在当时山东省政府的支持下，到山东邹平开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研究乡村建设问题，培养乡村建设人员，规划和指导实验区的乡农教育，为寻求民族自救之路作了艰苦的探索。晏阳初（1893-1990）认识到占全国人口80%以上的乡村人口是最贫苦的群体，救国必先救乡，救乡就必须从乡民的教育着手。在1924年至1929年在农村地区试验与调查的基础上，1929年开始定县实验。推行实验的七年中吸引了各地青年知识分子约400人的加入，他们大多留学海外、学有专长，自愿远离繁华都市，居住乡村，深入民间，以农民做师友。当时有海外媒体评论这一现象说，“这是中国有史以来，读书人士大夫，尤其近一百余年高级知识分子第一次实践‘回到农村’‘回到民间’的口号。”{5}晏阳初在定县实验基础上总结出的四大教育（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和三大教育方式（学校、社会、家庭）的整体农村建设方案，虽然在我国没有最终成功，但对于实验区农民文化水平的提高、农业科技的传授和推广等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探索出的农村反贫困路径，在此后30多年中为全球各洲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仿效，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以陶行知、梁漱溟、晏阳初为代表的青年知识分子身体力行从城市来到农村，艰苦工作，通过乡村教育介入农村反贫困，将现代科学思想和方法带入落后农村，对农村教育的提高、农业生产技术的改良、农村社会风俗的改善，做出了历史贡献。
　　 二、20世纪60至70年代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6}{7}
　　 20世纪60~70年代历时20多年，近1800万城镇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运动，被称作“使人震惊而又是世界史上独一无二的运动”。20世纪50年代初，国家逐步明确了把大批中小学毕业生引导向农村从事生产的思路，试图把解决城市剩余劳动力问题和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开发边疆和偏远山区的事业结合起来，从而找到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就业途径。20世纪60年代初，城镇就业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在此背景下，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地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1966年，各地学校停课，大学不招生，工厂基本不招工，上山下乡成为城镇初、高中毕业生唯一可行的“就业”途径。10年间，共有1400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1/10以上的城镇人口在这种形势下被送往乡村。直到1980年，中共中央明确指示停止城市青年下乡种地，为这场运动打上了句号。
　　 “十年浩劫”前，动员城市青年上山下乡只是解决城市人口就业问题的多种手段之一。许多地方对中学毕业生采取强迫做法，完全不顾青年本身及家庭的具体情况和困难，给全社会带来了严重消极后果。大批知识青年被迫中断学业，所学知识走向退化。许多青年的人身权利得不到保障，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受到歧视和迫害；女知青受到性侵犯的案件也很多。知识青年尽管给农村带来一些新气象，但不足以弥补农民的实际损失，在许多地方不过是壮大了当地剩余农业劳动力的队伍，直接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尽管这场运动没有根本改变广大农村贫困落后的面貌和实现缓解城市就业压力的经济目标，但客观上广大知识青年在推广农业科技、传播农机知识、普及文化教育、为农民送医送药、改变贫困地区落后面貌等方面加快了农业科学技术的普及推广，促进了农村的文化建设，提高了农村集体经济的管理水平，其农村反贫困的大范围社会实验也带给后人教训和反思。
　　 三、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
　　 大学生是我国当代青年知识分子的主体力量。20世纪80年代以来，团中央发起的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引导高校学生深入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特别是农业、农村和农民一线，成为农村反贫困一支强劲的力量（表1）。每年数以百万计的大学生深入到农村乡镇、田间地头、农户家中，发挥知识、信息、技能等优势，从贫困农村的实际出发，有针对性地组建专业团队，采取灵活多样的活动形式，“保护与改善生态环境以应对生产资源贫困，改善人力资本状况以应对知识贫困，促进农村市场主体的培育与完善以应对经济贫困，推动制度的创新与运行以应对制度贫困”，实现了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与农村反贫困工作的有机结合{8}。
　　 四、青年知识分子介入农村反贫困的当代使命
　　 我国知识分子历来有着“以天下为己任”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青年知识分子尤其如此。平民教育运动发生在五四运动后，青年知识分子在“民主与科学”精神的影响下，通过独立进行乡村教育实验和理论研究，以期从改变占人口最多数的广大贫困农村开始，实现教育救国的梦想。上山下乡运动主要发生在“十年浩劫”期间，起初根本动因来自于政府解决城镇劳动力就业问题的考虑，后来演变成为具有鲜明政治色彩的强制行动。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则发生在改革开放之初，大学生介入农村反贫困具有自发性、主动性、自愿性，反映出“十年浩劫”后的第一批青年知识分子自我意识的苏醒。在20世纪的舞台上，青年知识分子以乡村复兴、乡村建设为使命，通过平民教育运动、上山下乡运动和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深层次多角度介入农村反贫困，描绘出青年知识分子介入农村反贫困的主要轨迹，形成了广泛而深远的社会影响。尽管不同时期青年知识分子介入农村反贫困的背景、方式、目的和效果等方面各具特点，但在参与主体、精神内核、终极目标等多方面表现出同一性，显示出内在相承的演变脉络关系。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开始将农村反贫困工作纳入政府统一规划，农村贫困状况得到了迅速改善，到20世纪末已基本解决了2亿多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9}。与此同时，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从自发组织到政府引导，紧密契合农村反贫困进程（表2），已经成为我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体系的有益补充，成为农村反贫困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但要看到，我国目前对贫困人口的界定标准是非常低的{10}，同时由于社会保障体系仍没有完全建立，农村人口文化素质普遍较低，农村人口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因失地致贫、因没有一技之长致贫的现象仍将普遍存在。随着城市化、工业化战略的“急行军”，在2020年之前我国每年至少有1000万以上的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11}，这都将为社会带来巨大的压力。在我国仍有7亿农村人口的背景下，我国能否完成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能否最终实现现代化、城市化战略，能否实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村反贫困事业在经济发展、民主法治、文化教育等方面是否实现提升和突破。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介入农村反贫困成为社会生活中最活跃、最积极、最富有生气的大学生青年知识分子群体的光荣使命。各高校学生党团组织应以史为鉴，不断完善机制，充实内容，提高质量，不断提升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介入农村反贫困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