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晋钞的发行
　　 1.山西省银行的成立。1918年，阎锡山兼任省长后，财政拮据，入不敷出，虽在陆军修械所内附设了一个铜元局，用收买民间制钱改铸铜元的办法，曾获利360万元，但仍感杯水车薪，于事无补。于是，阎锡山提出设立山西省银行。阎锡山指派山西省议会正副议长、太原市商会正副会长、陆军旅长、粮服局局长、政务厅厅长、统计处处长等为山西省银行发起人，聘请祁县大德通票号总经理阎维藩负责筹办，取消山西官钱局的名称，成立山西省银行筹备处，由阎锡山任处长，并开始征集股本，制定章程，编定营业计划。最初决定，山西省银行为股份有限公司性质，资本额为银元300万元。官股部分，除接收官钱局的财产外，再由财政厅过拨一部分；私股部分，也有两个来源：一是临时招募，二是由“公债”入股。官私两项共实收资本120万元。按当时规定，股本收足40%即可开业。于是，山西省银行即于1919年1月1日正式宣告成立。
　　 山西省银行的经营方针，按其章程规定“以调剂金融、扶助生产事业的发展”为宗旨，经营业务范围主要有：（1）代理省金库，发行金库券；（2）办理存放和汇兑；（3）储蓄业务。此外，省银行还兼办买卖生金银，折收未满期限的期票及汇票，代人保管贵重物品，经营土地庄园。总之，什么有利就干什么，经营手段较为灵活。
　　 2.晋钞的发行。山西省银行1919年1月1日成立后,太原设总管理处,下设总稽核、总文书、总营业、总会计及司券、司库，时称“四总两司”。设太原分行对外营业,同时在各主要县城和地区设立分行、办事处和寄庄。以后,又在天津、上海、汉口、北京、石家庄、保定、绥远等地设立分支机构。“以资本方面来说,当时山西的银行业总资本额共300余万元,而山西省银行的资本为240万元,当然是首屈一指了,因而山西省银行在银行业中就居于垄断地位。”到1929年左右,省内外分支机构达40余处,形成了一个触角四伸的金融组织网。
　　 山西省银行成立后，阎锡山以“划一币制”为名，凭借政府法令，取消私营商号的“钱帖子”，由省银行垄断了“晋钞”的发行权利，使得“晋钞”成为山西省流通的主要货币。
　　 阎锡山统治山西38年，山西省银行共发行三次“晋钞”：
　　 第一次发行晋钞是从山西省银行成立到1930年中原大战结束。据当时中央银行对山西省银行1919-1930年纸币订印发行的调查，银元票发行八种，原印数为9062.45万元，实发数为3159235吊一百文，按市价四吊合银洋一元，共折合银元78.98万元。铜元券和银元券合计发行额为4780万元。
　　 山西省银行成立初期，信誉尚未巩固，纸币发行严格按照货币发行规律尚有一定控制，曾一度1元晋钞可以兑换1元白洋。据统计截止1928年底，十年间共发行1300万元，平均每年不过130万元。随着官僚资本的积累，阎锡山的军事实力得到了很大扩张，其政治野心也随之膨胀。从1929年起，阎锡山联合冯玉祥、李宗仁等其他地方军阀，发动大规模的“倒蒋战争”。山西省银行大肆滥印、滥发纸币，以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等到了1930年中原大战时，山西省银行晋钞发行额已经达到约7500多万元，不到一年时间，纸币发行量增加了大约八倍。及至“倒蒋战争”失败，晋钱随同败军涌回山西，晋钞与银元的比值由1：1降到30：1。阎锡山逃至大连，同时蒋介石通令全国商民拒收“晋钞”，并对阎锡山发出通缉令，于是大批流通在河北、察哈尔、绥远三省和平、津、鲁、豫等地的纸币随同阎锡山的那些部队涌回山西，市场顿呈混乱局面。
　　 第二次发行晋钞是1932年阎锡山第二次上台后，在改组省银行的同时，针对货币信用危机，晋钞急剧贬值，金融一片混乱的状况，决定出新钞换旧钞。阎锡山认为“非增添流通之货币不可,增添现货币为不可能,只有增添纸货币之一法”,以新省钞1元收兑旧钞20元，很快把旧钞收回，使一度死气沉沉的社会经济活跃起来。但是，以1：20的比例收兑旧钞对山西人民是一次赤裸裸的掠夺。当时，人们手中的1元旧钞，只值新钞5分，仅此一项，人民损失竟达数千万元之巨。
　　 第三次发行晋钞是在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后，山西全境编为第二战区。是年10月下旬，忻口战役紧张，太原震动，“四银行号”即停止业务，陆续向后方迁移。阎锡山迁往晋西之后，山西金融一片混乱。一方面，国民党中央政府限制各省发行地方纸币，只准使用法币。但法币这时信誉尚好，人们都想将其保存下来，因此市面上流通的法币不多。另一方面，随着阎锡山撤出太原，印刷机器和票版落入日军之手，“晋钞”所发数目无从确知，加上日伪印发假钞导致金融异常混乱，军民交易颇感困难。在这种情况下，阎锡山向国民党中央政府提出“整理晋钞”，即四银行号原先发行的“晋钞”不再继续发行，而是新发省钞，投入流通。当时，国民党中央政府与阎锡山几经磋商，没有结果。阎锡山遂自行决定派人购置机器，第三次印发晋钞。新晋钞于1939年1月发行，除用来支付军费外，还用其到日伪区购买小麦。初买时，15元可买小麦1石（每石150斤），后来贬到每300元1石。尽管如此，阎锡山通过此法仍收购小麦2万石。到1940年底，由于人民拒绝使用新票，阎锡山才停止印刷。
　　 抗战胜利后1949年,阎锡山南下逃往南京。到此为止,阎锡山结束了其38年的统治,却给山西人民留下了一个通货膨胀、生产停滞、物价上涨、市场萧条、民不聊生的破烂摊子，使得当时的山西成了中国近代史上受纸币之害最厉害的省份之一。1949年4月2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太原,太原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金融接管组接管了山西省银行的工作。从此,“晋钞”随山西省银行的结束而消失，新中国的人民币统一了市场。
　　 二、“晋钞”发行对山西经济社会的积极影响
　　 1．统一货币制度,改变了当时山西金融界的混乱状况。发行“晋钞”是近代山西货币现代化的开始。货币制度统一和发行集中是货币现代化的两个基本标志。民国初期，山西省内各种钞票纷繁复杂，货币制度非常杂乱，严重阻碍着当时山西商品经济的发展。“晋钞”的发行对方便当时山西省内商品流通、改变货币混乱局面、解决货币计量单位不统一问题具有重要意义。1919年《划一币制暂行规则》、《取缔各县纸币规则》等条例的颁布与实施,使得“晋钞”渐渐成为当时山西流通领域中占主导地位的纸币。这在客观上推动了山西货币制度统一的进程,起到了扭转当时山西省金融业混乱局面的作用。发行“晋钞”，真正执行货币功能,确实是当时山西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历史必然。
　　 2．改善了当时山西金融界组织机构残缺的状况。山西省银行成立时属于官督商办的股份公司。有鉴于旧式金融业的种种弊端,山西省银行先设立董事会、监事会机构,并通过公开选举,产生了七董事、三监察及七侯补董事、三侯补监察。由于当时山西省银行的股份来源比较复杂,各个股东都要求有自己的代言人,造成董事会、监事会人数过多。董事会、监事会负监察职责,它上联系总行经理,下联系各个股东, 机构能够正常运行主要通过信息反馈。总行、分行、支行各级经理的经营行为完全受董事会、监事会的监督。很多旧式金融业中的有识之士也曾想照此执行,组织股份银行,但大多由于大东家的思想过于保守,多极力阻拦,思变设想终成泡影。




　　 3.发行“晋钞”促进了近代山西工商业的发展。山西省金融业的平稳发展,对山西工商业的推动和长久以来外贸劣势的扭转也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当然山西省银行发行“晋钞”对当时山西的经济发展所起的扶助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就在山西省银行成立的1919年,一个意在振兴近代山西工业为主的“厚生计划”也相应出台。该计划囊括了炼钢、炼油、机器、电气、林业、农业6个方面的建设方案,并对每项方案的宗旨、设置项目,尤其是建设经费预算作了详细的规定和计划。其中用于工业方面的规划建设经费最高,达2275.6万。而用于农业和林业方面的建设经费也分别达到118.2万和42万。当时拥有纸币发行特权的山西省银行,正是通过不断大量印发“晋钞”,经营地产、投资工业,从而支撑着厚生计划的顺利实施。这种金融上的巨大支持使山西经济在19世纪20年代期间得到了快速发展,为日后山西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4.有力促进了山西公营企业的发展。阎锡山第二次上台后，以“造产救国”为口号, 推行《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案》，新“晋钞”的发行成了该方案能否执行的重要环节和保障。1932年3月,一个比“厚生计划”更全面、更系统,几乎包括整个经济建设领域的《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案》出台。在该计划案中，不仅对传统的工农业建设提供了进一步的规范和指导,而且对原来很少涉及的商业贸易、金融货币、交通运输等都给予了相当程度的重视。这个计划案的执行虽然由于抗战的爆发被迫中断,但是山西经济建设仍然取得了很大的发展。1936年山西粮食总产量达336万余吨,这一水平直到1952年才再次恢复，山西农业发展创造了历史新高。当时西北实业公司的创办和同蒲铁路的修筑则更是国内罕见,为世人所瞩目。这些成绩的取得必须具备一个条件,即要有充足的资金支持,因此,仅从铁路、垦业、盐业三个专业银号的成立就不难得出结论,没有依靠官办信用大量发行的“晋钞”支撑,这一系列建设都将无从谈起。从1932年到1936年的五年间,铁路、垦业等四银行号先后发行“晋钞”达6291万多元,其中“借款券”和“实物准备券”就占到其发行总量的一半,五年平均发行“晋钞”1250余万,几乎接近了这期间山西“公营”企业资本年均增长量。事实上,当时通过发行新“晋钞”支持山西各公营事业的建设,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推动山西经济发展的作用,在客观上也间接为山西初期抗战提供了物质基础。
　　 三、“晋钞”发行对山西经济社会的消极影响
　　 1.“晋钞”发行影响了全国币制统一和货币发行权的集中。1935年，国民政府实施法币政策,一方面宣布放弃银本位而确定以法币为本位,结束了民国以来中国币制紊乱的历史；另一方面集中纸币的发行权,规定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银行发行的钞票为法币,准许流通市面。而其他地方各银行所发行钞票虽仍然准许流通,但规定应该逐渐收回,从而被中央银行钞票所取代,以后各地方银行不得继续发行新钞票。法币政策的实施是应国外时局变化之举，又是对清末以来关于币制本位和统一主张的总结,其对当时中国财政、经济和国防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然而法币政策实施后,山西省银行对“晋钞”的变相发行,就对国民政府全国币制统一以及纸币集中发行计划的实施,产生了消极影响。对于国民政府的法币政策,山西虽然不像广东、广西、云南等省那样明面拒绝,却也只是阳奉阴违。阎锡山首先布告全省:“停止现金实行法币办法”,不过他随后又说,“本省自应按照地方情形查照办理,省银行、铁路银号、垦业银号、盐业银号所发行之纸币仍照常通行”;此后不久他又成立了“山西省省铁垦盐四银行号实物十足准备库”,以“实物准备”为幌子,继续变相发行晋钞,使中央法币政策在山西的推行大打折扣。
　　 2.“晋钞”发行是阎锡山为首的晋系集团的地方主义政治行为。如果说阎锡山前两次发行“晋钞”的政治目的不太明显的话，“晋钞”的第三次发行,完全是阎锡山为了维护他在晋西的统治,而在经济上采取的剥削手段,跟前两次“晋钞”发行比较起来,第三次发行几乎一无是处。很快地，随着“晋钞”的加速过量增发以及阎锡山推行反共政策,晋钞信誉丧失殆尽、币值暴跌，1930年通货膨胀之惨剧再次上演。“其价值跌落之速,更非民十九年可比”。抗战结束后,阎锡山重返太原,对于晋西各县流通的“晋钞”不闻不问,任由晋西各县物价狂跌,流通滞塞,致使晋西人民损失极大。“晋钞”三次发行，均致贬值，祸害山西人民,信誉尽失,阎锡山未敢再次发行。
　　 归根结底，山西省银行等金融组织是阎锡山地方官僚资本体系的组成部分,不可能独立地坚持什么货币发行原则。当政治、军事形势发生变化,对金融资本提出新要求时,这些金融组织也只有顺从地大量发行无足够准备金的纸币,其结果所导致的消极影响也就不言而喻了。因此,从本质上说,发行“晋钞”是阎锡山为首的山西地方实力派,为稳定其在山西的统治,而在经济上采取的必然措施。
　　 四、结论
　　 发行“晋钞”是当时山西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民国初期，受战争影响，国内币制紊乱，山西货币市场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山西省流通中的货币使用与民国后期山西商品经济日益发展的规模与程度不相适应，与本地赋税、商贸和社会生活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在军阀混战、中央无力统一币制及集中发行纸币的背景下,“晋钞”的发行是客观需要。
　　 每一次“晋钞”的发行前期都对各行业产生了积极影响,尤其对金融业的影响最大，这是符合山西省银行成立要“调剂金融，扶持经济”初衷的。虽然每一次“晋钞”发行的后期最终都面临着贬值的命运，使得“晋钞”又成了官僚统治者掠夺人民的重要手段，给山西商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但导致“晋钞”贬值的原因很多，究其根本原因，当时国内的政治局面和军事斗争的需要，伴随着阎锡山政治野心的不断膨胀，经济手段完全服务于政治目的，使得“晋钞”的发行越来越多，为其贬值和省行的改组埋下了伏笔。不过由于货币贬值是国民政府时期的一个普遍现象，因此，“晋钞”贬值很大程度上也是当时的客观社会经济情况使然。
　　 本文基于一定的史实，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考察晋钞发行史，帮助人们正确认识发行晋钞对近代山西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观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