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际金融危机下我国企业“走出去”金融政策支持的现状分析
　　（一）我国企业走出去总体情况保持不断扩大、增长加速
　　过去20年，面对国外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的业务开展，我国走出去在起步初期时，由于在技术、经验等各方面远远落后于国外发达国家的企业水平，还处于萌芽状态。21世纪初期，“十五”计划开始，我国启动了“走出去”战略，鼓励和支持有比较优势的企业对外投资，带动商品和劳务出口，打造有实力的跨国企业和著名品牌，我国企业走出去成为重大战略举措。2007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世界经济发展曾一度出现萎缩、甚至迅速下滑，但在我国政府、金融机构和走出去企业的共同努力下，我国企业“走出去”业务仍然实现了快速健康发展。
　　2010年，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29个国家和地区的3 125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累计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590亿美元（约为2002年底2倍），同比增长36.3%。截至2010年底，我国对外工程承包当年完成922亿美元，累计完成营业额约为4 356亿美元（约为2002年底5倍多）；对外劳务合作当年完成营业额89亿美元，累计完成营业额736亿美元（约为2002年底3倍多），当年派出各类劳务人员41万人，累计派出各类劳务人员543万人。
　　（二）国际金融危机下政府对外援助、框架性协议等一揽子安排发挥重要作用
　　21世纪初期，大部分非洲国家为发展本国经济，积极吸引外资大力发展各种资源类项目，为我国企业走进非洲、合作开发矿产资源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我国政府对非洲国家的对外援助，如对外优惠贷款，优惠出口买方信贷等措施，使得一些国内企业在矿产开发和冶炼方面与海外公司合作的经验、教训和对策为后来我国“走出去”企业提供了借鉴。
　　国际金融危机下，我国政府积极参与国际多边投资框架谈判和区域经济合作，加快商签自由贸易协定，加强双边经贸磋商，减少和排除境外贸易投资壁垒。如在东盟国家、非洲国家、上合组织成员国开展对外承包工程，巴基斯坦、沙特等国家签订了在政府基础设施方面合作的框架协议，“政策性资金”支持为国际金融危机时期我国企业“走出去”的增长提供了强劲的推动力量。
　　（三）政府、金融机构等相关金融政策支持环境大大改善
　　为加大“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商务部于2008～2009年及时推动出台《对外承包工程管理条例》、《境外投资管理办法》等，并据此建立配套的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加大了政府对企业开拓海外业务和海外投资的支持力度，加速推进对外工程承包业务管理规范化，简化了境外投资审批程序，规范了境外投资行为，促进境外投资发展；中国进出口银行为扩大双优贷款和援外工程资金规模，实施专门的工作方案为承包工程和大型设备出口类项目提供信贷支持，简化审批、提供便利，积极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为有助于营造“走出去”良好外部环境，做好在境外的员工管理和劳资关系，商务部于2010年出台了《境外中资企业机构和人员安全管理规定》和《境外中资企业（机构）员工管理指引》；中国人民银行出台《境外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为实现跨境人民币结算和使用人民币进行境外直接投资；国家外汇管理局推出《人民币对外汇期权交易》，为“走出去”企业提供一个新的规避汇率风险工具；商务部和驻外机构加强信息收集和发布工作，将各国当地资源状况、投资政策、法律法规等最新信息及时通过商务部门户网站对外公布，为“走出去”企业提供详实、可靠、及时的国别、对外投资等信息服务。
　　（四）面对区域经济一体化挑战，中国企业要积极应对，提高国际竞争力
　　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提速。为加快中国―东盟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双方互联互通，总规模为100亿美元的“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于2009年底投入运作，其主要目的是以发展为中心的区域经济合作，包括建立区域内的发展援助、全面经济技术合作、减贫和节能减排，使弱势人群和地区也能参与发展和分享成果。
　　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实力逐渐增强。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特别是中央企业的成功组合和建立，打破政企不分格局，使得我国企业在全球市场竞争具有更有利的灵活性，往往也配合国家外交的利益和兼顾企业自身发展；另一方面，中国企业积极转变旧有业务模式，注重提高设计水平、工程服务能力、项目融资实力，加强资金管理和风险管控，注重企业品牌建设和社会责任建设，尝试企业间合作新方式，通过提升企业的综合竞争能力争取更多的发展机会。
　　
　　二、我国企业“走出去”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国际环境影响
　　1.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市场壁垒有所增加
　　金融危机之后，国际服务贸易保护主义逐步抬头，已经使我国企业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业务受到影响。比如，欧盟成员国在欧盟资金支持和政府项目上更倾向于欧盟内部企业；俄罗斯、土库曼斯坦等国要求，政府项目的外国承包方需至少将总额30%的工程分包给当地企业；塞尔维亚出台新政策，在本国企业投标价不超过外国企业报价20%的情况下，项目必须由本国企业实施；俄罗斯还规定，2010年起，外国企业必须加入俄建筑行业相关协会才能取得建筑业许可证。此外，原有的技术性壁垒仍然存在，如部分国家对工程技术人员执业资质要求严格，我国相关资质不被认可等等。这些都为我国对外承包工程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制造了更多障碍。
　　此外，以我国国家战略主导的大型能源企业海外投资，频频受到部分国家以国家安全为理由限制资本流入，如中海油收购尤尼科失败，实际上是美国把安全扩大化，本质是变相的贸易保护主义；其次，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在不承认我国市场经济前提下对我国企业发起多个反倾销反补贴案件，直接损害了我国国内制造企业；西亚北非少数国家出现动乱的影响，我国“走出去”项目面临着人身和财产安全等的风险加大，防范各种风险的费用支出也在不断增加。
　　2.国际市场竞争不断加剧，贸易和投资能否维持高增长存在疑问
　　金融危机的影响，此前涌入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建筑行业的部分资金开始撤出，国际金融机构贷款能力下降，国际市场有效需求仍然不足等造成新的项目持续减少和推迟，我国对外承包正在筹备中、建设中的项目数量和规模受到影响，正在实施的项目付款延迟。各国限制性措施的逐步积累也对直接投资的持续增长投下阴影。国际工程承包市场由于印度、巴西、俄罗斯等新兴发展中国家进入，在国际市场上公开招标项目的竞争程度更加激烈，海外投资环境也存在更多的竞争，在主流市场面临已有国外投资国以及宗主国的竞争，如中国铝业收购力拓案，因受到必和必拓的搅局导致195亿美元投资失败。
　　3.全球治理结构变化可能带来不利影响
　　一是于2010年，全球绝大多数的经济体的监管机构就出台的《巴塞尔协议Ⅲ》达成共识，并通过有关资本流动性和全球金融机构的国际标准和原则，使全球金融监管提升至新的高度，然而，也有观点认为《巴塞尔协议Ⅲ》引发“监管套利效应”、“信贷紧缩效应”、“亲经济周期效应”可能会客观上导致将金融危机进一步传导至实体经济；二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调整中国等发展中经济体在国际货币体系的份额，并提高了相应的投票权，但是这一调整并未动摇美日和欧盟在决策中的主导地位；三是受到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影响，国际贸易领域没有相应变化，历时9年的多哈回合谈判仍然原地不动。




　　（二）国内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
　　1.国内基础建设等投资资金缺口巨大
　　由于目前我国企业“走出去”资本金不足，主要依靠银行资金支持及贷款，对当前宏观经济运行中货币政策的紧缩，所受到的影响较大。我国的国情决定了我国银行业仍然是支持中国经济发展发挥主要的作用，特别是国内基础大量投入，建设后期存在大量资金缺口，加上当前地方政府纷纷举债筹集建设资金，银行政府融资平台中长期贷款的资产质量风险加大，而我国商业银行给予融资平台、产业结构调整等项目动辄5年、10年的宽限期，暂时很难具有足够资金支持“走出去”企业。
　　2.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资产泡沫因素引发的通胀风险导致“走出去”困难
　　实施“走出去”除了政治意义外，还有在能源、资源、技术装备等方面我国剩余能力输出以及获取战略性资源具有重要意义。受到发达国家经济体量化宽松政策和新兴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导致大量铁矿石需求影响，在以美元计价的时代里，国际石油、矿产类大宗商品价格普遍上涨；全球农业主要受气候灾害影响导致食品价格，加上人员工资不断上涨也造成企业成本负担不断增大。目前，我国国内经济环境主要是面临输入型通胀风险和刺激经济政策带来的资产泡沫双重问题，而通胀与汇率变动风险大幅度增加对于周期比较长的对外承包工程项目带来了巨大的风险隐患。
　　3.“走出去”企业面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产业升级等压力增大
　　“十二五”规划提出，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开创发展的新局面。随着我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特别是实施境外投资，表明我国不再仅仅是资本的输入国，而由国内资本向国外输出。但目前，我国走出去正处在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关键时期，如：由于我国企业总体上自主创新能力不强，产品科技含量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仍然处于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初级状态，与发达国家相比处于国际垂直分工中的中间层次，在国际分工中仍处于不利地位；我国对外承包工程企业与国际大承包商的水平还有很大的差距，大力提高走出去企业的能力和水平是实现对外承包业务转型产业升级，转变发展方式的必经之路。
　　
　　三、促进我国企业“走出去”有关政策金融支持的建议
　　（一）政府从法律法规、财政金融、税收保险等多个层面入手，为我国企业开展境外投资等走出去业务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1.研究和建立应对全球系统性风险的全球对冲机制和运作能力；大力推进金融市场化和结构深化，加快金融创新、金融衍生品市场和资产证券化；大力发展亚洲金融中心以及区域内债券市场、货币市场、衍生工具市场、财富管理市场，分散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的系统性风险；改善贸易融资、出口信用保险及风险对冲体系的建设。
　　2.努力推动建立保持国际储备货币稳定的全球协调机制；合理界定全球失衡和货币定值的调整责任，减少对发展中国家的负外部性；探索建立超主权储备货币及货币监管当局，完善金融全球化监管和治理制度框架，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基本权益。同时，加快推进国内金融和货币的市场化基础；深化人民币区域化和国际化改革、国际收支和外汇储备结构改革、金融衍生品市场和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提升中国在世界经济、金融、货币事务的话语权及主导作用。
　　3.制定更优惠的财政税收政策。理顺现有配套政策与鼓励“走出去”的国家战略相一致的步调，大幅度减少企业海外经营收入的税收，免收海外工作人员所得税，实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对外贷款利率，降低政策性保险费率，以资本优势为先导，帮助企业提高资本竞争力。
　　4.改革外汇管理体制，一方面认真研究利用外汇储备来推动对外投资业务的发展，为我国工程企业开展海外投资提供支持；另一方面适当放松外汇管理力度，简化外汇审批流程，提高工作效率；同时继续大力推进人民币计价结算、离岸业务及区域化、国际化进程。
　　5.加快推动我国工程技术标准和设计咨询业务“走出去”进程。“与其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建议设立专项技术标准翻译支持资金，一来加快翻译进程，二来避免支持企业重复翻译中国工程标准。从长远发展看，从标准是“走出去”核心内容的战略高度出发，相关政府部门联合出台支持政策，长期扶持我国设计咨询业“走出去”。
　　（二）金融保险机构积极改善融资保险环境，建立和完善多边、高效的金融支持体系
　　1.建立起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分工合作的金融支持体系，鼓励商业金融采取多种形式，为企业“走出去”提供配套资金支持，同时充分发挥中国进出口银行政策性金融的引导、辅助与补充作用，通过政策性金融的拓展，带动更多商业性资本和民间资本介入。
　　2.积极探索借鉴发达国家“项目融资”和“项目担保”的经验，以项目本身权益作担保，参照“对外承包工程保函风险专项基金”办法，由国家或金融机构和企业共同出资设立担保专项基金。
　　3.改革现行出口信用保险机制，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应努力提高自身的评估和承担风险的能力，更加准确地评估风险，细分市场和客户，针对投保的具体情况以及交易双方的资信情况制定合理的费率，降低出口企业的投保费用。引入其他政策性保险机构，以分担中信保繁重的工作任务，促进其改进服务，满足企业日益增长的保险需求。
　　4.金融机构尽快建立符合对外工程承包企业特点的授信评级体系，积极探索以工程企业履约能力、项目收益和现金流作为重要评估依据的授信模式，提高商业银行风险评估和风险管控能力。
　　5.加快金融企业机构产品创新与“走出去”的步伐。建议金融企业进一步转变理念，以国家“走出去”大局出发，以单纯自身盈利的发展理念转变为国家整体发展的观念，创新和发展企业渴求的项目投融资产品，布局企业有需要理财的地域；对于大项目，组织银团贷款或与企业联合投标，更大程度上为企业，为国家“走出去”战略保驾护航。
　　6.创造海外业务发展的良好环境，依法管理，整治企业无资格开展海外业务的行为，制定分级分类的管理措施，督导企业遵守行业规章制度；行业组织要继续加大规范企业海外经营秩序的力度，创新规范海外经营秩序的举措，提高维护秩序的成效，引导企业建立长期的海外发展持续化、技术专业化、服务系统化的发展战略。
　　（三）鼓励企业转变自身业务增长方式，全面提升自身综合实力，支持民营企业加速实施“走出去”发展战略
　　1.结合当前国家政策导向和本企业的业务实际，积极探索转变业务增长方式，推进业务结构调整和优化；进一步提高风险控制能力，切实做好项目的可行性评估，强化风险分析和管理，多渠道地积极探索合理的风险分摊、规避方式；努力拓宽融资渠道，提高资信水平，加强对国际融资环境、资本市场和运作的研究，尽快改变目前“境外投资、境内融资”为主的现象；注重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正确处理好国家利益、企业利益和当地利益之间的关系，实现和谐共同发展。
　　2.进一步提高我国“走出去”企业经营水平和品牌。培养大型跨国企业，由劳动力成本优势发展到依靠管理，逐步发展我国大型跨国企业和跨国金融机构提升国际化经营水平。目前我国企业走出去的确已经不少了，但是行业集中度仍然是很低的，企业多、小、散的现象比较突出，既缺乏具有先进理念和管理水平，又缺乏有很强竞争能力的群体，对内也没有形成企业间合理分工的体系。
　　3.支持民营企业提高人员素质和管理水平，为其“走出去”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持。根据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通过商会、协会等中介组织的培训和督促，健全民营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全面导入企业资源计划（ERP）管理系统，进一步推动民营企业管理的制度化、流程化、规范化；加大民营企业人才培训力度，加强校企合作，参与专业人才的培养，同时给优秀人才提供更多参与项目实践的机会和广阔的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