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得到快速发展的同时，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拉大。这就使得统筹城乡发展成为我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而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更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中之重。本文通过整理归纳目前国内外的理论研究，希望能对我国的户籍制度改革带来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国外研究综述
　　Tiejun Cheng和Mark Selden(1994)把中国1949年以后的户籍制度与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连在一起，对中国从社会主义改造到集体化、人民公社直至改革开放的整个政治经济制度变迁过程进行反思，提出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城市与乡村的关系，是一种控制与被控制、剥夺于被剥夺的关系，户籍政策则是一种政治逻辑的组成部分，他们认为户籍制度导致了中国社会的“空间等级结构”的形成。
　　格雷(J.Gurley)和怀特 (M.K.Whyte)指出中国农民的行动以及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都与中国二元的户籍制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农民的居住、受教育、及职业选择等方面都受到城乡户籍分割的限制。Kam Wing Chan将造成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视为“看不见的墙”(invisible walls)，并系统研究了户籍制度影响下的中国人口迁移与城市化进程。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2011)的一份调查报告认为，中国的户籍改革应该重新定位建立在户籍制度之上的制度性框架，应该以公共产品和服务改革为主要突破口，要转变政府保护行为，改变相应的政绩考核评价指标。
　　二、国内研究综述
　　（一）对户籍制度产生根源及其社会经济影响的研究
　　黄忠顺(2008)认为，我国户籍制度根源于中国户籍制度划分身份功能的深厚历史渊源和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平等的思想观念历来比较缺乏的事实。张鹏(2007)则认为，户籍制度严格限制人口迁移的功能根源于新中国成立以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选择和城市因人口过度涌入而产生的巨大压力。
　　陆益龙（2003）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考察和分析了户籍制度对资源配置、收入分配、阶层地位等方面的影响，解释了户籍制度在以城乡差别和身份差别为主要特征的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形成中所扮演的角色。
　　研究“三农问题”的学者基本上都认为户籍制度限制人口迁移的功能严重阻碍了农业和农村的发展。池建宇等(2003)认为，我国的户籍制度限制人口迁移的功能是为了与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工业化目标相适应。改革开放以后，户籍制度限制人迁移的功能是违背市场经济要求的，阻碍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
　　王红丽(2003)指出，我国现行户籍制度使得人口流动成本高，不利于资源优化配置，且加大人口管理难度。陈凌云(2006)更加强调了我国现行户籍制度所带有的终身制和世袭制色彩的弊端。
　　（二）对于户籍制度改革的讨论
　　彭希哲、郭秀云（2007）认为，户籍制度已发展成为我国公共福利体制的载体性制度，改革应当循序渐进，按照权利和义务对等的原则进行，使户籍管理功能回归本位，使福利制度与普遍的公民身份而不是歧视性的户籍制度相联系。张静(2009)提出，要建立和完善城市暂住人口居住登记制度，在其他相关制度领域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规则。
　　关于户籍改革的研究，早期集中在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和农村人口城镇化方面，近来主要集中在改革力度超前的大城市户籍制度改革新政、效果和引发的问题上。杨占营、吴诚毅（2003）运用公共物品理论中的“连带供给下的用脚投票理论”及其产生的集权和分权两种改革路径很好地描述了不同地域户籍改革的差异性现象。
　　唐亚霞(2008)则从城乡统筹发展的角度提出实现户籍制度功能转变的改革思路，她认为户籍制度改革的终极目标是实现户籍管理制度的城乡统一。杨红香(2009)对各地区旨在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的户籍制度改革情况进行了总结，并对在各地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具体对策。
　　关于户籍制度改革的难点，王太元(2007)认为最大的难点在于利益调节，城乡之间存在着环境、资源、利益分配的巨大差异，各个地区、部门甚至每个人之间，都存在既得利益的保护、新增任务的分担等问题。
　　关于户籍制度改革的措施，孙爱华(2007)认为应通过渐进的方式对我国现行的户籍制度进行改革：一是稳步调整户口迁移政策，实现迁徙自由；二是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三是改革与户籍制度相配套的各项措施。赫广义(2007)认为推动户籍制度创新的策略可分为两步：首先是达成“迁徙自由”的共识，保障农民工的生存权与发展权；其次是探索多样化的户籍改革模式，逐步实现以身份证为基准的管理模式，最大限度地消除依附在户籍上的特权和社会经济利益关系。
　　三、研究评价
　　目前的户籍制度改革研究极大的丰富了我国户籍政策的理论体系，推动了户籍改革实践的发展。但是当前的研究还有需要深入的地方。如一些学者提出的改革办法不具有现实可行性；多数研究者将研究重点放在中小城市而对错综复杂的大城市户籍政策改革避而不谈。因此，本文通过梳理目前国内外的理论研究现状，希望能对继续深入我国户籍制度改革带来一定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