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生平简介
　　杨汝梅1882年（光绪八年）出生于湖北省随县（今随州市随县）均川镇赵家冲。早年，东渡日本，在东京商科大学留学八载，主攻财政学、商业学。
　　回国后曾任清政府掌管财政事务的度支部主事，因其日本高等商科毕业的教育背景，受聘担任张之洞倡导、湖北提学使黄绍箕（1854～1908年，字仲�，号鲜庵，浙江瑞安人，进士，清末大臣）1907年创办的湖北商业中学堂（现湖北经济学院的渊源之一）第一任校监（即校长），从事高等商科教育管理工作。1909年（宣统元年），被收录商科举人学衙（亦称商科举人学位），获举人“功名”。
　　1912年（民国元年）起，历任北洋政府财政部制用局会办；在王�芳为主办的审计处任第3股主任审计。同年，为我国历史上第1个审计专业培训机构――审计处成立的审计讲习所，承担簿记学教学任务，初涉会计教学工作。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任财政部赋税司科长。次年7月，担任审计院审计官兼第1厅厅长。1935年12月，在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国民政府主计长。曾兼任国民政府岁计局副局长、局长，工商部会计处会计长，以及北京税务专门学校会计学教授等职。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担任高等考试文官文试典试委员、军需学校审计教官、中央政治学校讲师、各县市行政讲习所教官。抗日战争胜利后，担任邮政储金汇业局监察委员等职。20世纪30年代，曾任中国信托局总审核。1933年5月，参加由知名教授和会计师联合发起，在南京成立的中国计政学会，与张心澄、陈其祥一道当选为常务理事，后任会长。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国务院财政部参事。“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政治迫害，于1966年在北京辞世，享年84岁。
　　1988年，被《中国会计史稿》（郭道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第628页）收录为民国时期76位知名会计学者之一。
　　2000年，作为20世纪中国会计学界名人被收入《中国会计学界百年星河图》（郭道扬，《财会通讯》2000年第1期），列为37位一星人物之中排第7。
　　二、理论主要贡献
　　杨氏一生致力于财政、会计基本理论与方法、官厅会计、银行会计，审计特别是官厅审计的理论与方法研究，出版著作、编写教材近40部，发表学术论文近30篇，其主要研究成果有如下几方面。
　　财政理论研究成果。其著作与教材主要有：《民国以来中央财政与庚子赔款的关系（临时讲演词稿）》（国立中央大学1933年），《修正财政学教程（第2编――支出论）》（军需学校1935年），《岁计问题――整理国债与平衡国库收支》（中国计政学会1937年），《［民国］二十三年以来吾国中央财政及地方财政的概况》（中国计政学会1935年），《中国预算制度与财政实况》（中国计政学会1934年），《财政实业集论》（1913年），《民国财政论》（商务印书馆1927年），《增补财政学教程（第4编――国债论）》（军需学校编，军需学校1937年），《国民政府财政概况论》（中华书局1938年），《现代国家财政的社会经济机能――中日战争与太平洋各强国之关系》（中国计政学会1938年），《岁计问题，即预算决算问题》，《中国财政制度与财政实况》，《计政制度大要》（中国计政学会）和《调查海关征税程序图说》，以及译著《营业预算与国家普通预算的比较研究》（1935年）等。发表的论文主要有：《世界财政改造之新思潮与国财政》（《银行杂志》1923年第2期），《宪法公布后之省财政问题》（《银行杂志》1924年第7期），《用关税整理无切实担保债款计划书》（《银行月刊》1925年第4期），《铁路盈余之拨用与亏折之抵销》（《经济学季刊》1931年第3期），《论吾国预算制度之特质》（《民鸣月刊》1931年第3、4期），《中国预算制度改造与历年财政收支之关系》（《经济学季刊》1933年第4期），《民国以来中央财政与庚子赔款的关系》（《不忘》1933年第7期），《中国预算制度之研究》（《银行周报》1933年第29期），《论吾国预算制度之改进及办理预算程序》（《经理月刊》1936年第3期），《整理国债与平衡国库收支》（《浙江财政月刊》1936年第4期），《中央及地方预算法规之研究》（《银行周报》1936年第13期），《战时财政的社会经济机能》（《中国社会》1938年第4期），《中日战争中太平洋之动向》（《国是公论》1938年第9期），《从财政外交联系上比较中日两国的战时财政》（《西南导报》1939年第4期）和《现行计政制度》（《财政学报》1943年第2期）等。
　　会计学理论与方法研究。其主要成果有论文：《最新商业簿记》（昌明公司1913年），《新式商业簿记》（中华书局1922年），《［民国］二十二年高等考试会计学试题解答》（与徐永祚合作，《会计杂志》1934第3期），《［民国］二十二年高等考试会计人员试题之解答（二科）》（与张心澄合作，《会计杂志》1934年第5期），《改良统一会计制度方案及登记实例》（《会计杂志》1935年第3、4期）和《选印高等考试会计人员试题解答（第1分册）》（中国计政）；以及教材《高等会计学》（1912年）和《会计法释义》（1914年）等。
　　官厅会计理论研究成果。著述的教材与专书主要有：《官厅簿记讲义》（昌明公司1913年），《新式官厅簿记及会计》（新学制高级商业学校教科书，商务印书馆1924年），《整理现行官厅会计意见书》（中央军需学校1929年），《美国普通官厅总会计登记实例》（中国计政学会1936年），《依据会计法拟订单位会计制度登记实例》（国民政府主计处岁计局1937年），《财务行政――会计》（1945年），《政府会计应用现金收付记账法之主要理由》（西南财政部财政学校），《论美国之新式官厅会计记账法能否完全适用于我国》和《财务行政机关系统与官用簿记之图解》；以及编译《美国普通官厅总会计师登记实例》（中国计政学会丛书，1936年）和拟订《普通官厅现行簿记组织及结算实例》（1913年）等。这方面的论文主要有：《现行官厅会计制度之研究》（《审计院公报》1929第3期），《吾国普通官厅会计之真相》（《银行周报》1929第36期），《论吾国现行之官厅会计制度》（《银行周报》1929第49期），《对于现行普通官厅会计之改良方案》（《会计杂志》1933年第1卷第4期），《改良我国官厅会计制度管见》（《银行周报》1933第26期），《改良统一会计制度方案及登记实例》（《会计杂志》1935年第5卷第3、4期）和《论政府会计的记账方法》（《新会计》1951年第5期）等等。
　　审计理论研究成果。著作主要有：《论世界各国审计新制及吾国审计制度》（1928年），《论审计制度――中国财政问题之一》（军需学校1930年），《近代各国审计制度》（中华书局1931年），《新中华会计及审计》（中华书局1932年），《会计及审计》（中华书局1935年）和《会审制度讲授提纲》（西南军政委员会财政部财政厅学）；以及论文《吾国审计制度之商榷》（《法律周刊》1923年第18期）和《各国审计制度与吾国审计制度之比较》（《东方杂志》1930年第9号）等等。

　　银行会计理论研究成果。主要有：《银行会计及实务》（中华书局1947年），《新式银行簿记及实务》（中华书局1921年）和《［民国］二十二年高等考试银行会计试题解答》（与闻亦有、楚湘汇合作，《会计杂志》1934第3期）等等。
　　先生在银行理论方面也颇有研究，发表过《［民国］二十年来之汉口分行》（《中央银行月报》1948年第10期）和《根本问题不在改革币制》（《西北经济》1948年第2期）等文章。
　　杨师的理论研究还涉足经济学、地理学等方面，其理论成果主要有：《民主主义经济学》（1930年），《经济学》（中华书局1933年），《湖北省的湖泊》（《地理知识》1956年第1～12期）等等。
　　杨师的众多会计与审计理论著述中，《最新商业簿记》、《新式官厅簿记及会计》与《近代各国审计制度》是他的3部代表作，系统地阐述了先生的会计与官厅审计理论与主张。
　　《最新商业簿记》初版于1913年，后重版6次，1922年改编为《新式商业簿记》。《最新商业簿记》是20世纪初期继蔡锡勇《连环账谱》（1905年）和谢霖《银行簿记学》（1907年）的两部会计开山之作后的又一部杰作，“……对中国会计学术有重大启蒙作用、重大先行意义、作出了重大贡献乃至钦誉世界。”先生在《最新商业簿记》一书中提出的下列观点值得会计后人认真品味。一是单式簿记的性质与特点。对此，书中指出，单式簿记的登记方法不如复式簿记完备整齐，凡复式以外的记账法，均称为单式。单式簿记的特点是，无一定之原理，仅依会计常识行之，普通人容易了解；单式誊清账仅表示资本金及与他人发生的债权债务关系，相当于复式誊清总账上人名款项的一部分；单式的誊清科目仅以营业上对外关系为限，内部财产及发生损益的原因均不誊清；营利会计的单式簿记，没有总括会计全体的主要账簿，编制决算表时，需要查阅所有账簿，再辅以实地盘点才能完成。因此，单式簿记适应于家庭会计、规模极小的营利会计及普通官厅会计。二是确立新式商业簿记的账簿组织体系。杨师主张的商业簿记账簿组织由主要账与补助账两大类构成。其中，主要账包括原始记入簿（含日记账、金钱出纳账、买入账和卖出账）与转记簿（含分录账和誊清账）两部分。在上述账簿组织中，日记账、分录账和誊清账的记录尤其要规范。日记账是主要账中的主要账簿，应按每天营业交易顺序登记；分录账根据日记账的款项名目将其金额分借贷双方录入；誊清账则是按照分录账转记。可见，杨氏设计的账簿体系下的记账顺序“交易――日记账――分录账――誊清账”，已经蕴含了现代会计的记账程序。三是普通商业簿记与其他簿记的关系。杨氏认为，普通商业簿记是银行簿记、铁道簿记等特种商业簿记及官厅簿记的基础，它们的记账原理是一致的，所不同的仅是款项与名目上的差异而已。因此，学习与研究簿记，应当从普通商业簿记入门。“若不通普通商业簿记，仅学其他特种簿记，则无贯通之知识，仅能养成会计课中供指使之人才”。杨氏认为工业簿记与普通商业簿记也有许多相同的地方。他说，“由原料品加工而为制成品，以至出仓，其间记账之方法次序，皆工业簿记所特有。至此后贩卖制成品，则与商业簿记全同。”先生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在簿记学的研究中，十分重视普通商业簿记理论与方法研究，其成名作也是《最新商业簿记》，并以此为基础拓展到特种商业簿记及官厅会计，取得了令人敬仰的成就。正如其同学叶开琼为杨氏《新式官厅簿记及会计》所作《赠序》中所赞扬的：“吾国研究会计斯学（指簿记学，引者注），未有行于杨君的，亦未有精于杨君者也。”
　　《近代各国审计制度》是先生的又一部力作。该书开篇介绍了当时世界各国的政府审计制度并进行了简要的评价；然后，从如何组织审计机关、如何产生审计人员、如何决定审计范围以及如何安排审计制度等4个方面，将西方政府审计思想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进行评价，提出了先生觉得最为合适的建立政府审计制度的思路；最后，又详细列举了日本、美国、英国、意大利等国的政府审计法规和制度。书中，杨氏以长期从事政府审计官的身份，从官厅审计的视角，讲述了自己的政府审计工作的所思所想。其基本精神如下：一是要求审计独立的观点。20世纪初，孙中山先生借鉴西方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长处，融入中国古代考试权和监察权独立的优点，提出了“五权分立”（“五权”指“行政、立法、司法、监察及考试”）的政治主张。其中，监察权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行使审计职能。国民政府成立后，逐步建立起“五院制”（“五院”指“立法院、司法院、行政院、考试院和监察院”）的政治体制，为政府审计在立法、司法和行政权之外的独立行使监察权创造了条件。对此，杨氏十分赞赏。他说“比较论之，五权宪法内之审计职权，如能完全实行，实较三权宪法内之审计职权，更为扩大”。杨氏在主张审计机构独立的同时，还力主审计人员独立，认为西方选举方式确定审计人员的办法确有弊端。他强调“考试院”的职责，通过考试公开选择人才是唯一完善的办法，只要确实贯彻五权宪法中的考试权，那么审计人员无论出于选举还是任命，都不会有任何弊端了。现在看来，虽然这种想法可能过于理想，但要求独立产生审计人员的基本思想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二是不提倡严格推行事前审计的观点。在这一问题上，他与其上司时任北洋政府审计处总办王�芳先生的观点基本一致。杨先生指出，审计机关的审计范围可以划分为事前审计和事后审计，二者可以同时采用，互为补充。“事前监督之目的，在于防弊未然，款不虚耗；事后监督之目的，在于惩创既往，人有戒心。……以学理言，事后监督，自不如事前监督之善，就事实论，则事前监督，亦有数弊，行之于责任内阁制国家，尤不相宜。”他认为，开展事前审计会影响行政工作效率，为弥补这一弊端，实施事前审计的国家必须设立许多例外，这样一来，事前审计难免成为具文。他进一步指出，当时的国家财政收支，事前有立法院的议决及预算，执行时有各部长官的行政监督及财政部的行政监督，所以，事前审计的范围应该比较窄，只是执行这一部分。随着社会的发展，事前审计已经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事前审计的作用越来越充分。杨氏的这一理论，已经时过景迁。但在当时，却是符合国民政府审计的实际情况的，是对事前审计理论的新发展，超过了前人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三是注重经济性审计的观点。杨先生在书中通过对法德两国的审计模式进行比较后认为，法国的政府审计特点是，具有纯粹的司法监督，其性质与法院差不多，是一种有执行力的审计；但是，太偏重于法令形式的结果是具文颇多，更为重要的是容易使审计活动失去灵活性。德国的政府审计的特点是，没有司法职权，但是注重事实，“对于不经济之支出，即不违反法令，亦得加以批驳”，这正是德国政府审计优于法国的地方。他针对当时国民政府中不经济支出屡见不鲜的情况，主张政府审计应当折中各系，取长舍短，以德国的政府审计模式为主。既重视形式――“具文”，更注意实质――“经济性”。杨氏的这一观点，与20世纪90年代审计学界讨论绩效审计的时间，大约提前了一个甲子。
　　杨氏对会计理论的贡献，还表现为在官厅会计中力主推行收付记账法的观点。早在1933年，他就在《对于现行普通官厅会计之改良方案》一文中明确表达了对收付记账法的支持。新中国成立后，讨论中国人民银行会计制度时，他和徐永祚先生曾坚持用收付记账法。1950年章乃器先后发表《应用自己的簿记原理记账》和《再论应用自己的簿记原理记账》，倡议改掉借贷记账法用收付记账法，引起当时会计理论界和实务界注意。杨氏重新操刀在《新会计》月刊上发表《论政府会计的记账方法》一文加以推崇。他说：“我国过去很长的时期，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经济基础，不可能完全适用资本主义的会计制度。所以我们学习资本主义的会计理论与技术，历40余年，并未能普遍推行于全国”，“在政府会计，用收付为记账符号，记收入于收方，记支出于付方，自然合理，故人民政府的政府会计，自始即采用收付记账法，中财部颁行的两种预算会计制度，均规定以现金收付记账法为其基本原则，虽有得改用借贷法之例外规定，而所列会计事项分录举例，都用收付记账法，列收入于收方，列支出于付方，举例已甚完备，并不感觉其尚有需要改用借贷法之事实。”

　　尽管几十后的中国会计走向世界，与国际惯例接轨，借贷记账法一统天下，收付记账法作为一个历史产物已经退出了会计实务的舞台，先生善于探索中国式会计的思想，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和观点的勇气，无不令人钦佩。
　　杨汝梅（予戒）在会计理论方面的贡献，杨时展教授作出了如下评价：在蔡锡勇和谢霖先生之后，“以杨汝梅（予戒）等先辈的著作为代表，……对中国会计学术有重大启蒙作用、重大先行意义、做出了重大贡献乃至钦誉世界。”
　　三、实务与教育主要贡献
　　杨氏自民国初期投入北洋政府官厅会计审计实务及管理工作，直到晚年担任国务院财政部参事，历时半个世纪，以其长期从事官厅会计审计管理实务的独特工作经历及有利的职位优势，在探索中国式会计的改革进程中，发挥了应有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早在日本留学期间，他深深感叹我国会计核算账簿科学性较差，如不进行改革，很难杜绝贪污行为的发生。于是致力于会计学研究，撰写了许多有关会计学的文章，同时也积累了会计学的丰富经验，为回国后推行会计改革打下了良好基础。
　　20世纪初期，他在担任北洋政府审计处第3股主任审计员期间，积极倡导与推行官厅会计的改革。杨氏留日回国后所面临的官厅会计现实是，各官署所用会计账簿沿袭清朝旧制，账簿设置五花八门；有些官署的账簿过于简单，缺少必要的牵制，存在诸多疏漏之处；有些官署的账簿又过于复杂，且缺乏系统性。由于会计账簿没有一定的组织系统，记账方法没有一定约束直接导致了财政财务管理的混乱。杨氏以骨干人物的身份，积极参与国民政府审计处成立的旨在研究与推行官厅簿记改革的官厅簿记研究会开展的一切活动，研究制定各官署统一的会计账簿和记账规则，作为将来施行会计法规的基础；对当时的会计账簿权衡其科学性，进行必要的修正；对主要会计账簿完全编制新式账簿及核算程序，发送各官署参照使用。他参与研究制定的新式官厅账簿及其核算程序，既借鉴了日本的会计方法，又适应了当时我国官署预算收支的特点，且简便易学，便于应用。与我国传统官厅簿记相比较，具有以下明显特点：注重将传统的四柱结算法与复式记账法结合起来；账务处理、科目设置能着眼于会计报表编制，两者能紧密结合；根据不同官署的财政、财务核算需要，采用了多种记账方法。这套官厅账簿及其核算程序，经国民政府国务院批准颁布后，在全国各官署施行，收到了良好效果，被称为我国传统官厅簿记的一次重要改革。为配合这次改革，先生还亲自拟订《普通官厅现行簿记组织及结算实例》，指导改革的实施。此后，他发表的论文《现行官厅会计制度之研究》，编写的教材《官厅簿记讲义》和撰述的专著《新式官厅簿记及会计》，对这次官厅簿记改革的实践总结与理论提升。为了推动中国簿记的改革，还提出一些折中的办法，如将西式簿记中钢笔横书改为毛笔直写，将账表中的直格改为横格等。这些改革办法虽然只是一种改良，具有不彻底性，但在当时的情况下，确具有较强的可行性，有力地促进了西式簿记在中国的推广。
　　杨师既是一位会计实务专家，又是一位会计教育家。在会计教育领域，他编著会计教科书惠及千万会计学人；担任大学教授和参与审计人员培训，为我国培养会计审计专门人才；担任湖北商业中学堂首任校监，治教理校，服务商科教育。他一生编著和翻译中国计政学会丛书《美国普通官厅总会计师登记实例》等20余种，多数被选为高级商业学校教科书，并多次再版，仅《新式银行簿记及实务》从1921年初版到1933年就刊印12次之众，受益于广大会计学人。1912年，他在北洋政府审计处成立我国历史上第1个审计专业培训机构――审计讲习所，亲自担任簿记学等课程的教学任务，向学员传授内容广泛的审计、会计知识，在我国由传统官厅会计向现代行政单位会计转变的进程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杨汝梅（予戒），民国时期的知名会计学者，我国官厅簿记与审计改革的开拓者，商科教育的早期领导人，为我国财政与会计工作，特别是官厅会计与审计的改革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取得了令人敬仰的成就，值得会计后人永远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