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的腾飞需要资本市场作为“助推器”，老百姓需要资本市场提供投资机会。一个时期以来，中国股市的持续下跌对广大投资者的信心形成较大影响。来自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的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7月20日，A股持仓账户跌至5645万户，降至2008年初有统计以来的新低。另据统计，上半年A股账户销户总数达到22.2万户。

中国股市回望

中国股市，是从1989年始作为试点，本着试得好就上、试不好就停的理念建立。1990年12月，在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和经济发展的内生需求推动下，我国建立了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开创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建设资本市场的先河。后受“3.27国债期货事件”影响，中国期货市场于1995年进行全面的整顿清理，中国股市成为扶持的对象，股市由此迎来了真正的利好，转而进入了大发展的时期。

中国股市最大的特点是国有股、法人股上市时承诺不流通，因此各股票只有流通股在市场中按照股价进行交易，然而指数却是依照总股本加权计算，从而形成操盘上的“以少控多”的特点。例如比较显著的是1997年以前的东北电气、吉林化工，由于其总股本较大而流通股数较少，因此只动用少量的资金影响这两只股票，就能形成对指数的部分控制。

到了2001年后，中国证监会逐渐提出要解决国有股的不能流通问题，要盘活国有资产，曾先后出台了一些方案。但由于在当初的上市发行环节，流通股东以超高市盈率购买了流通股，而出台的这些方案都或多或少地损害了流通股东的利益，因此市场以走熊而对“国有股减持”的改革作出市场反应。后迫于市场的压力，中国证监会宣布暂停“国有股减持”的改革。

然而在2005年，中国证监会再次提出“股权分置改革”，其实质仍然是国有股减持，不同的是，这一改革以消除股权分置为目标，连法人股的流通都包括了进来，由此引发了市场极大的不认同。市场对股权分置改革的分歧仍然是巨大的。2006年，“十一五”的开局之年。这一年，被认为是“资本市场划时代创举”的股权分置改革全面实施，“同股不同权”这一长期桎梏中国股市的重大制度性障碍得以根除。兴奋的中国股市以一轮波澜壮阔的牛市予以回应，创出了6124点的历史性高位。2008年，中国股市的全流通元年。这一年，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构筑了18年的中国资本市场风险防控体系作用显现，除了股指震荡外，基础制度建设并未遭到动摇，与国际股市形成鲜明的对比。2009年，中国的“纳斯达克”——创业板市场正式开启，多股齐上，厚积薄发，一个主板、中小板和创业板相结合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开始形成。

而在2011年，中国股市走入大熊市，可以列冠为全球最熊，一路的下跌，跌到十年前的原点2228点。

中国股市的两面性

20多年来，我国资本市场在拓宽融资渠道、促进资本形成、优化资源配置、分散市场风险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有力推动了实体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支持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平台。同时，回首20多年中国证券市场的艰难历程，“股灾”与“救市”这两个词时常浮现，相生相克、形影不离。在大悲中透着大喜，在大喜中蕴含着股民心酸的眼泪。股灾与救市贯穿了中国股市20多年的发展史，成为新兴加转轨市场的最好注解，亦成为市场从草莽走向成熟的见证。

股市对经济建设功不可没

目前，A股市场已有2535家上市公司，股票总市值位居全球前3位。国有控股或参股的重要骨干企业基本都已成为上市公司，国有资产增值效应明显，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显著增强；在中小企业板和创业板的上市公司中，民营企业占比超过80%，有力推动民营企业按公众公司的要求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借助资本市场的平台，大量代表经济未来发展方向的科技型、创新型企业脱颖而出，为推动我国产业结构调整、支持自主创新提供了重要支持。

同时，资本市场的发展进一步完善了我国现代金融体系，提升了我国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率。资本市场的建立和发展，推动了我国金融业向现代金融体系的转变。资本市场集聚社会资金，充实企业资本，为国家经济发展筹集了数万亿元的长期资金，增强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

此外，资本市场为中小企业和创新型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更加完善的风险补偿、资本增值和退出机制，通过市场化的方式，加速了各类创业资源和资本资源的有机融合。

挥之不去的“政策市”标签

在巅峰与谷底之间穿梭，牛熊转换，让投资者刻骨铭心。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股市的涨涨跌跌中，几乎每一次下跌和暴涨的背后都有政策的影子存在。调控次数之多，正反调控反差之大，都是前所未有的。有形之手频频出击，充当着股市调节者的角色。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股灾常由政策引爆，招致股民痛骂。底部也总是政策托起，寄托着老百姓无限的期待。

对证券交易实施限价政策是市场早期调控的一种主要手段。如1990年深圳股市快速升温时，深交所将涨停板限制从10%一路下降至0.5%。1992年5月21日，上交所放开了证券交易价格限制，当日指数暴涨105%。直到1996年12月1日，为了打击市场的过度投机行为，又重新实行涨跌幅10%的规定。证券交易限价政策目的就是为了抑制股市过热或活跃低迷股市。

由于当时股票发行实行额度制，所以额度增减成了调控股市的另一重要手段。当股市低迷不振时，管理层会通过停发新股、把年度新股发行额度后移等措施来限制股票供应。但当要遏制股市过热时，管理层会通过增加年度股票发行额度等措施来增加股票供应。当1997年上半年股市持续暴涨时，管理层迅即宣布当年发行额度调整为300亿元。

对入市资金的调控也立竿见影，因为当时股市就是一个资金推动型的市场。1997年，禁止银行和国有企业资金违规入市彻底打垮了市场游资。此外，在面临股灾时，组织机构入市托盘也是惯例。自1998年以来，公募基金的发行时机及发行规模也是股市调控的重要砝码。

对证券印花税税率的调整，也成为国家调控股市冷暖的重要指标之一。印花税税率上上下下调整之多成为“政策市”的一个符号。

救市是政府无奈的选择

1907年10月，当时的美国首富约翰·D·洛克菲勒，在纽约时报刊登声明称：“我个人对股票的未来价值信心十足。”其后，他与大银行家J·P·摩根一同组建银行家基金为其他银行提供资金融通，一举挽救了当时已陷入危机边缘的美国金融体系和股市，这成为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次成功救市。

整整85年后，股灾——救市这一对矛盾，在初生的中国股市里时隐时现，带着中国特有的“政策市”烙印，但令人惊奇的是，在间隔近百年的不同市场间，救市的形式和内容仍然如此雷同。还有，主政者仍面临当年老洛克菲勒和老摩根同样的拷问——这次该不该救？这次的救市会成功还是失败？

在研究股灾和救市的历史轨迹后，对比国外成熟市场，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股灾通常是经济危机的产物，或者是泡沫自然破灭的结果，很少有希望通过主动捅破泡沫来消除股灾的。政府所做的更多的是救市。因为股市从根本上说是一个信心市场，国家信用通常是快速恢复信心的最好保证。

我们总是习惯把华尔街作为成熟市场的代表。其实从每次华尔街的股灾来看，政府并非没有作为。只不过，其所作所为并不是针对股市本身，而是针对更为宏观的经济问题。比如1929年大萧条之后推出的罗斯福新政，1973年石油危机出现后美国政府调整了中东地区的政治策略，这些政策解决了当时影响股市信心的最根本的因素，从而达到了救市的目的。

股市改革任重而道远

我国金融业的问题，不仅仅是在银行，在股市中同样也存在。

经过股票市场20多年的发展，截至目前，沪深股市已上市的股票有2535家，股市市值已跃居世界前三，股票市场作为现代金融核心推动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然而，股票市场的整体表现却与其数量上的蓬勃发展背道而驰。我国近十年GDP增长两倍多，而把现在的股指与10年前相比基本持平，许多投资者在这十年里并没有分享到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股市发展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也越来越多。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股市发展至今，诸多实践证明，股市设计是有问题的，就连证监会主席郭树清都表示：“低收入人群和以退休金为主的人群就不太适宜参与其中”。幸运的是，近两年来股市制度改革政策频频出台，证监会主席郭树清上任后提出“证券市场要为实体经济服务、为中小企业服务、为投资者服务”，而在今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明确提到“强化投资者回报和权益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