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过去的2009年，中国会计界发生了许多值得深思的事情。基于我本人的研究领域，比较关注公允价值、会计准则国际趋同、企业社会责任和高管薪酬等四个问题。
　　由于2009年的全球“金融海啸”，公允价值成为人们争论的焦点，甚至成为这场“金融海啸”的“罪魁祸首”。这使得原本属于“雕虫小技”的会计再次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一个油然而生的问题就是：公允价值不就是财务会计的一种计量属性，真有这么“伟大”吗？

　　公允价值要求使用活跃市场的报价来计量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计量的准确性和科学性取决于活跃市场是否存在，市场形成的价格是否公允，是否能够反映资产的真实价值。在正常的市场条件下，这是不言而喻的，可是当市场处于泡沫或危机时，一切都打上了问号。

　　在金融市场处于泡沫时期，资产价格往往脱离账面历史成本而大幅上涨，公允价值一方面使金融机构获得了巨额账面利润，另一方面金融机构可以此为基础继续进行借贷和投资，从而进一步推高杠杆比率和催生泡沫。一旦资产价格泡沫破裂，市场趋势逆转，金融机构就必须将市场的变化反映到财务报告中，必须按照新的市场价格确定资产的价值。如果市场形势急剧恶化，金融资产遭遇流动性危机，资产的市场价格可能远低于实际价值，金融机构的损失继续扩大，市场恐慌进一步加剧。在泡沫时助涨，在危机时助跌的顺周期性是公允价值最为人诟病之处。

　　其实，公允价值就像体温计，身体发烧还得从身体本身找原因。“金融海啸”席卷全球，不应该找会计当“替罪羊”，而应该从世界经济体系本身和人性方面去找原因。从财务会计的计量属性看，历史成本曾经是公允价值，而公允价值一旦入账就转化为历史成本。当然，从历史成本转向公允价值，财务报表增加了“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而“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作为一个项目单独列示于企业的利润表。因此，除非只根据利润（结果）做出决策，否则，采用公允价值还是历史成本作为计量属性未必误导信息使用者。

　　由此，我觉得可以得出这样的启示：会计信息只是一种结果导向的财务结果。单独的结果只能“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会计信息的背后隐含着经济利益或政治利益，甚至两者兼而有之。公允价值本身没有问题，问题出在采用公允价值的人那里。因此，研究公允价值问题首先必须明确“因”（为何采用公允价值）与“果”（采用公允价值的结果是什么）之间的关系，不能因果关系倒置，把“因”当作“果”，把“果”当作“因”。这样，从理论上说，可能带来许多研究课题如公允价值究竟是真实计量的手段还是盈余管理的手段、资本市场能否看穿企业是卓越管理还是盈余管理、谁需要公允价值信息以及公允价值信息是否更为相关等课题。

　　会计原本就是一种商业语言。会计准则是会计信息生成过程的规则。日益增强的国际经济一体化趋势要求“商业语言”从“地方方言”转化为“国际语言”，从而要求会计准则尽量“求同存异”，实现国际趋同。基于这个大背景，中国财政部已经制定出了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路线图。这就意味着中国会计准则已经迈向国际化，同时意味着中国财务会计理论研究在会计准则层面已经告一个段落，接下来的问题是已经国际趋同的会计准则在中国企业组织的运用问题。

　　由此，我觉得可以得出这样的启示：单纯的财务会计理论研究空间已经很狭窄，中国会计理论研究应该从重点研究财务会计转向重点研究管理会计。我国对管理会计的研究和应用起步较晚，约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20年时间中，我国管理会计已逐步从数量、定额管理过渡到成本、价值的管理，从项目、部门管理演变为全面管理、战略管理。随着理论研究的拓展和实践经验的积累，现代财务会计、财务管理、管理会计呈现出日趋融合之态势，人们的目光已从过去转向现在和未来，开始用全局的观点、战略的眼光进行财务活动管理。但管理会计在中国形成和发展的时间毕竟不长。立足于我国国情和社会主义建设目标，我国管理会计尚存在许多缺陷和不足。管理会计的理论结构、研究范围、实践应用等方面更待完善和充实，还存在较大的发展余地。

　　早在1999年，著名管理会计学家、美国圣地亚哥州立大学的Chee Chow（周其武）教授，在上海召开的中国会计学博士生联谊会上指出“中国目前最需要的是管理会计而非财务会计”。实证会计研究的鼻祖、罗彻斯特大学的Ray Ball教授也在会上明确指出“中国国内会计急需解决的是管理会计问题”。然而，由于当时中国急需建立适合市场经济环境的财务会计准则，Chee Chow和Ray Ball两位教授的观点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现在中国财政部已经基本完成会计准则的建设和国际趋同路线图，中国会计学界的研究重点就应该转向管理会计研究。这样，从理论上说，可能带来许多研究课题如已经国际趋同的会计准则在中国运用成效如何、基于中国企业制度背景的中国企业管理会计理论与方法研究。2010年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科学部重点项目指南就有“中国企业管理会计理论与方法研究”这个题目。

　　亚当·斯密有两本著名的书《道德情操论》（1759年）和《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1776年）。然而，因发展市场经济的需要，中国首先翻译出版了《国富论》，中国许多人也只研读过《国富论》，只是后来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才又翻译出版了《道德情操论》。我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劳动力严重地供大于求，支撑我国工业主体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对劳动力资源素质要求不高，这就形成了我国在经济发展中的“强资本”和“弱劳动”现象。中国许多企业“以损害人民生命健康来换取企业发展和经济增长”，出现了“带血”的GDP。

　200多年的企业管理史告诉我们，随着对“人”的认识，从“经济人”、“社会人”、“复合人”到“自我价值实现人”的不断深化，企业管理经历了经验管理、科学管理、行为管理，已发展到文化管理阶段，要求“以人为本”管理成为潮流。企业社会责任正是这一潮流的体现。树立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和制度无疑是我国企业健康发展的方向。中国会计学界开始重视并呼唤企业社会责任意识。坚持科学发展观，首先需要社会和谐发展，企业社会责任便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由此，我觉得可以得出这样的启示：利润最大化或股东财富最大化观念日益受到质疑。基于市场经济环境，企业不仅提供各种“产品”（Gooda），而且提供各种“善心”（Good），企业不仅追求利润，而且要追求其使命，中国企业经理人不仅要“善经营，懂管理”，而且还要富有社会责任感，以社会公众的利益为重。从理论上说，可能带来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以企业可持续发展为基础，立足中国资本市场和企业制度背景，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价值的视角，研究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构建基于可持续发展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模式，从而揭示“企业是赚钱行善，还是行善赚钱”这个命题。

　　自从中国平安保险公司的董事长兼CEO马明哲的“巨额薪酬”

　　案之后，高管薪酬尤其是垄断性行业的高管薪酬成为中国2009年的一件大事。在中国，垄断性行业高管薪酬不仅一个经济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垄断性行业高管薪酬畸高，扩大了贫富差距，可能造成了新的分配不公，从而引发各种社会矛盾，破坏企业和社会的“和谐”关系。这与坚持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背道而驰。尤其是面对全球“金融海啸”，许多企业纷纷倒闭，许多人失去工作，而某些垄断性行业的高管却暴出天价薪酬，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不满。于是，2009年中国政府相关部门不得不对某些行业的高管薪酬做出明确限定。

　　由此。我觉得可以得出这样的启示：高管薪酬不是企业问题，而是社会问题。中国会计学界应该关注的是高管薪酬能否达到其预期功效，而不是高管薪酬的绝对额。这样，从理论上说，可能带来许多研究课题如高管薪酬是解决代理问题还是本身就是代理问题、中国企业高管是否存在“自定薪酬”的现象、垄断l生行业的高管是“据绩受薪”还是“无功受禄”等课题。

　　2010年，开始了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我国改革开放从而立之年迈向不惑之年。在未来一段时间，对于推动中国会计改革与发展，理论研究者需要从哪些方面着手，在哪些关键点发力？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会计理论研究首先表现出来的是开放性，把国外先进的会计理论成就引进到中国来。这期间最重要的是管理会计的引入，以及大批有关会计理论和会计准则论著的翻译出版。中国会计理论研究的方向开始从原来闭门式的研究而转向引进、吸收、再创新的研究路径上。由于国外先进会计理论的引入大大加快了我国会计理论研究和国际先进水平的对接速度，使我国理论界能够在今后几年内以较短时间了解到国外会计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为我国会计理论研究的创新提供了借鉴，开阔了思路。

　　从另一个角度，纵观中国改革与开放三十年的历史经验，配合中国会计改革与发展的需要，中国会计学界一直处于“取经阶段”，“亦步亦趋”地将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会计理论与方法引入中国。中国改革与开放三十年，中国会计学界还没有真正树立“独立之学术精神，自由之学术思想”，许多研究都是配合或基于政府行为驱动的“角色”。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将来中国企业的会计问题就是世界性的会计问题。有鉴于此，我认为，在未来一段时间，中国会计学界应该终结“取经时代”，进人“造经时代”，立足中国企业丰富多彩的实践（关键发力点），从技术（Technical）、组织（OrganizationaI）、行为（Behavioral）和情境（contextual）四个维度（着手方面）研究基于中国企业的会计理论与实践课题，为国际会计学界提供具有中国“地方风味”的高水平研究成果，从而使中国会计改革与发展的成就融入国际社会。这就是未来一段时间，中国会计理论研究者的神圣使命。

由此联系到我国会计改革和发展进程中的一项讨论热点：“做大、做强、国际化”。作为理论研究者，在这一时代大背景下有哪些路要走？ 首先我要声明，“做大做强”的提法有待商榷。应该“做强做大”，没有“强”，就像一个人“虚胖”一样，谈不上健康。这样的“大”没有什么意义。只有“强”，“大”才有意义。世界500强。并不是因为其“大”才“强”，而是因为其“强”才“大”。千万不要把“因”（“强”）与“果”（“大”）之间的关系倒置！其实，中文的“强大”一词已经说明了这一点。在中国，基于政府行为力量，要“做大”很容易，企业一合并，不就“做大”了吗？比如将中国所有会计师事务所合并成立一个“中国会计公司”，世界500强第一名恐怕都未必有问题。但是，这有意义吗？


　　尽管如此，我还是必须承认“做大、做强、国际化”确实已经成为中国会计业界讨论的热点和追求的目标。从理论上说，我认为中国会计界距离这个目标还比较遥远，还有许多路要走。

　　第一，中国会计界对“做大、做强、国际化”并没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认识和理解。例如，什么叫“做大、做强”？如何衡量“做大做强”？什么叫“国际化”？如何衡量“国际化”程度？如果对目标尚且没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认识和理解，这路怎么走？

　　第二，缺乏“国际化”理念。尽管“国际化”这个词的使用频率非常之高，但是，许多人并没有真正树立“国际化”理念，以为走出国门（“走出去”）就是“国际化”。在美国有许多“China Town”（中国城）就从某个层面说明即使走出国门也未必就具有“国际化”理念。每年的春运高峰，“有钱没有钱，都要回家过年”则是缺乏“国际化”理念的另一个例证。我始终认为“观念改变历史轨迹，观念创造奇迹”，缺乏“国际化”理念，如何问鼎世界？

　　第三，缺乏具有“战略思维、国际视野和市场意识”的人才。我历来认为中国从来不缺乏人才，但是，面对21世纪新的环境，中国真正具有“战略思维、国际视野和市场意识”的人才还非常奇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