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幼丧父（15岁），被迫失学，于1947年叔父带我到上海，在华康棉布店当学徒，也叫练习生。当时我文化程度不高，但一直在夜校补习文化，后在立信会计补习学校（夜校）读初级簿记。在当学徒时，都拜先生的，1949年上海解放，50年4月华康棉布店关闭了，到50年7月，先生带我到杭州立昌棉布店当店员。来杭州后，我继续到板桥路8号正信会计补习学校（夜校）读高级簿记、成本会计，读完后适逢中蚕公司浙江春茧联购处招收临时会计人员。此时，由正信会计补习学校统一介绍我们去报考，当时被录取的有50多人，我是其中之一，大家很高兴，集体留影纪念。浙江春茧联购处对录取人员短期培训一个星期，之后，就分配到各县春茧收购站任会计，我被分配到海盐县练浦庙收购站。当时省里派下去有三个人，一个是副站长，一个是技术员，再一个是会计。正站长是当地乡长兼的。那个时候是解放初期，到银行去取钱，练浦庙是水乡地带，要坐船，怕危险，正站长长枪背背同道去，钱取回来后交给出纳，出纳当地配的。一个多月后，春茧收购结束了，工资较高，有100多元。

　　回杭后，再由浙江省春茧联购处介绍推荐到市劳动局。这个时候市劳动局正开始要收失业工人救济金，就将我留下来，分配到中城税务所收失业工人救济金工作。企业缴失业工人救济金与缴税连在一起，实际上用不着单独去收，中城税务所就将我统一调配去搞税收工作，直到1952年10月才正式转入税务部门工作。转入税务部门后，先是搞税务工作，后做企业财务和会计工作，一直干到1993年7月退休。

　　民主评议打四仗

　　正式转到税务部门，由于我年幼时吃过苦，又年轻肯干，领导也蛮器重我，不久中城税务所改为中城税务分局，下设四个稽管征收组（简称稽管组），我是四个稽管组长之一。我所在的稽管组叫青年稽管组，地址在金钱巷。我入团入党都较早，1952年8月24日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53年10月26日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就到艮山税务所任副所长，正所长是南下干部。税务征收管理范围包括七堡、彭埠、笕桥，都设有税务征收站，副所长的职务是分管业务工作。我经常到站里去了解税收收入进度，并帮助解决一些具体问题，早上出去，傍晚回来，都是靠脚踏车的，一直干到1956年2月。那时企业公私合营了，公私合营后，艮山税务所撤销并到下城税务分局去了。组织上把我调到市税务局税政二科工作，在税政二科与沈炜同志一起，主要是解答各分局提出的税收问题。1956年10月任市税务局税政三科副科长，负责管理全市饮食服务企业的税收工作。

　　在1959年2月以前，我做的是私营企业税收工作。税收是国家积累资金的主要方式。我国税收在不同历史时期发挥不同作用。在我从事税收那段时间，除了依法办事，依率计征，努力完成税收任务，为社会主义积累资金外，在税收工作中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主要配合党对私营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当时税收的征收方式有查账计征、民主评议和定额征收三种。大多数行业及企业，是实行民主评议征收的（包括征营业税和所得税）。例如，1952年至1953年，我担任全市五金行业的行业辅导员，负责营业税、所得税汇算清缴的民主评议。民主评议时，由行业同业公会开会组织，市工商业联合会也派员指导协助税务部门，搞好民主评议。

　　民主评议前，要做好准备工作。当时对民主评议有一句口号，叫“一年打四仗、四仗天天打”，根本没有休息日，住在集体宿舍，早上起床先学习政治时事再吃早饭，早饭后外出工作，晚饭后办公工作到九点半回宿舍休息，天天如此，民主评议开会时经常通宵达旦。

　　为了搞好全市五金行业1952年度所得税民主评议和汇算清缴，一是做好分析工作，将全市50多户五金企业逐户分析毛率水平找出差距；二是挑选一定比例企业户数，到户逐户检查全年的销货发票，发票是否连号，是否存在大头小尾等偷税情况；三是检查存货有否账实不符；四是检查现金、银行存款、往来账与发票存根核对，有否漏计销售收入；五是发动企业护税积极分子，揭发检举偷税、漏税。在充分掌握偷漏税材料的基础上，在行业同业公会的组织下，召开民主评议会，评议确定每户企业的纳税所得额。五金行业1952年度所得税的民主评议和汇算清缴是全市搞得比较好的行业之一，受到浙江省税务局的好评，当时省局宋德甫局长带领我与下城税务分局机铁行业辅导员陆某某，到上海参加由华东税务管理局召开的1952年度所得税民主评议和汇算清缴汇报交流会。

　　企业财务管理中的两次清产核资

　　1958年9月市财政、税务机构合并。当月肖振华局长带我到市委钢铁办公室工作（临时），到12月回局。1959年1月任市财税局基建科副科长，管理全市基建拨款工作。1960年1月任市财税局工业财务科副科长。

　　1960年至1967年2月，那时期党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财政工作除了贯彻执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大力组织收入外，在具体的工作中，主要围绕贯彻八字方针，开展财务工作。

　　第一，1962年较顺利完成全市工业企业清产核资工作。在全科同志的共同努力下，较顺利地完成任务。那次清产核资：

　　一是清得比较全面彻底。在整个清查过程中，除了按照上级清查要求贯彻执行外，还结合按照本市情况加以补充或作出规定。例如，如企业材料核算中总账少于明细账的账账差异问题，经同志们反映，及时下达了补充规定，督促企业调整上报，这既减少损失，又达到账账相符；又如，在清查期间，发现杭州搪瓷厂低价处理等外产品给厂内工人，即派人调查核实，通报全市，并作出规定，企业多余积压物资、产成品、等外品不准低价售给个人，从而减少了国家损失。

　　二是核定资金先进合理。那时企业流动资金两部分来源，定额内的由财政供应，定额外的向银行借款。整个核资过程中，主要抓了三个环节。首先抓清产复查。在复查中特别对那上报盘盈不实的企业，作为重点抓。其次是研究确定核定定额流动资金政策（简称核资）。核资依据，即生产计划按计经委的下达作为依据；原材料储备天数市内采购30天，省内采购60天，省外采购90天，进口物资180天。全市流动资金定额核得比较先进合理，定额流动资金核定的资金水平，按57年不变价格计算，每百元产值是14元多点。

　　第二，物资处理得当。对企业清理出来的多余积压物资，按上级有关规定，由物资部门收购外，对不收购的多余积压物资，建议集中处理，在市领导的支持下，由原市人委（即市政府）作出规定，将关停企业和生产企业的多余积压物资，资金、物资全部转移到市生产资料服务公司处理，科内配备专人，管理公司多余积压物资的处理和资金收回等工作。集中处理既快又好，并减少了国家损失。

　　第三，扭亏为盈。清产核资结束后，全市成立了扭转亏损办公室（临时）。我兼做办公室工作。在这一工作中，我与办公室同志一起，一是对全市亏损的企业，逐个分析排队，通过企业自已分析和我们调查分析相结合找准亏损原因；二是抓企业扭亏规划。凡是亏损的企业，在分析清楚亏损原因后，督促企业制定限期扭亏的规划，定期检查；三是抓扭亏为盈的典型总结交流推广。通过将近一年和同志们的共同努力，全市的亏损有了明显减少，办公室亦随之而撤销。

　　1967年2月以后到1979年1月，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工作做得不多，着重讲一下第二次流动资金定额核定工作。1972年那次核资，其背景是文化大革命动乱期间，反映企业财务上是不讲纪律（财经纪律）、不讲管理、不讲制度、不讲会计核算、不讲产品成本、不讲国家积累。核资工作，省是财政金融局（财政与银行合并）以银行为主，杭州市没有合并，是以财政、银行、物资抽调人员组成办公室（临时）以财政为主，财政部和省局对核资的具体政策没定下来，所需新增资金，省分配给全市（包括各县）只有5200多万元，初步测算差距很大，当时任务的艰巨性可想而知。文化大革命未结束，我们顶着“穿新鞋走老路的压力”，先在组内（科改为组）统一思想认识，具体核资政策按上一次办，接着省局在绍兴召开全省清产核资会议，我将内部讨论的核资政策向省建议，省局接受了我们建议，在全省作了统一规定，从而我们在上一次经验和重点调查的基础上，全面算账，形成了一个数据比较充分的方案，又与1962年的核资水平作了反复比较（包括物价上升因素），将这一方案与有关同志一起，一直汇报到财政部工交财务司吕培俭司长，最后终于增拨我市（包括各县）流动资金5000万元，基本满足全市的资金需要，每百元产值资金是17元多点。

　　市财开公司的前身：“小贷”

　　经济决定财政，财政影响经济。1974年适时恢复“小型技术措施贷款”（简称“小贷”）。“小贷”60年代初就有的，文化大革命时期被停办了，当时内外要求恢复“小贷”呼声很高，外地有的已经恢复，我积极建议领导去外地学习。在局领导带领下，学习了苏州、常州等地的经验后，适时恢复了“小贷”。一是制定“小贷”管理办法。根据以往经验，办法中提出：掌握一条原则——即投资小、收效大；避免二个冲击——即避免冲击财政收入计划和市场物资；坚持三个不贷——即土建、后方设备、工业企业运输设备不贷；二是筹集贷款基金。原来省拨的405.34万元贷款基金都已分散了，存款只剩余8.57万元，当时经研究后我向局领导提出四条措施，经局领导采纳后执行。一是对批准的贷款项目和金额，按工程进度和设备到货拨款；二是抓收回，对“小贷”停办前未收回的贷款，逐项清理，凡是项目已经完成，有效益的，督促收回贷款；三是，凡是符合超支处理规定的，重新处理收回贷款；四是项目由我局审批，基金不足无法拨款时，请企业主管部门临时垫支。四条措施，基本上解决了当时已批准项目280余万元的资金需要。“小贷”的恢复对支持生产发展，增加财政收入发挥了良好作用，以后在“小贷”基础上成立了杭州市财务开发公司。

　　专管员和会计老师

　　1979年1月至1982年8月，这期间文化大革命已结束。回顾我参加工作43年，一直在市财税部门工作，极大多数时间，应该还是比较顺心、稳定的，唯一就是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挫折。1979年1月从工厂劳动回到一分局后到1982年8月，担任杭州市电子仪表系统专管员，并带领新进局的同志——郑向炜，管理杭州仪表厂等七户企业的财税工作。我接收工作后，首次到主管部门或企业，先声明我什么“长”都不是而是具体办事员。在工作中尽心尽职，不仅将七户企业的工作做好，而且将整个电子仪表系统的工作力所能及地做好。除做好日常一般工作外，重点放在调查了解、检查企业的财务管理、成本核算、账务处理上。在三年多时间中，多次到原杭州无线电专用设备一厂、杭州刀具厂、杭州仪表厂、第二电子管厂、杭州电视机厂等企业，帮助健全账务处理和产品成本核算，产品成本审查，经过对产品成本审查后，三年中，多计、少计相抵后，纠正多计产品成本少计利润400余万元。例如，1980年检查杭州专用设备一厂，经仓库的库存报表与财务科材料明细账核对，竟发现设置了一个完整的账外仓库，其物资价值136071元。其中已进入产品成本的账外物资67120元，基建投资核销的账外物资68951元。1981年检查该厂线切割机成本，报表反映单机成本比上年下降350元，经分析后主要是工费下降，原产成本反而上升，进一步检查在产品保留数，发现线切割部件价值51564元，全部留在账外。同年在检查杭州仪表厂电度表成本时，原材料计划价格与实际价格差异，均计入管理费用，库存原材料以计划价格代替实际价格，1980年度多计入产品成本49999.91元，同时审查产品中材料成本时，原材料投料数大大超出产值增长数，而在产品保留数又比年初大幅大降，经清查，结果少保留在产品成本41.05万元。同年在检查杭州电表厂产品教育仪表成本时，发现教育仪表原材料成本中的外壳组合件材料价格，低价出高价进，提供对外协作厂时，每套为0.76元，收回外壳组合件时，每套按1.50元计算（加工费另计），共计多支付价款8.14万元，后经交涉收回多付价款2.44万元，该产成品成本进一步检查时，发现按定额成本每只5.13元计算进入产品成本，而实际每只是4.46元，多计产品成本21.20万元。杭州无线电六厂等三个企业80年压低库存产品成本多转销售成本47.49万元。通过对企业的账务检查，不仅健全了账务和产品成本核算，还极大地提高自已的会计水平。

　　1982年至2002年我还在杭州市人民中学、杭州市会计业余学校、浙江省中华会计函授学校杭州分校、杭州电大分校、浙江财经学院财会大专《专业证书》半脱产班，任会计教师。我在当专管员时，当时人民中学办两个会计职高班，向我局要会计老师，局领导指派我和屠叔华等四位同志前去任会计老师，两个人负责一个班，都是在工作时间去授课。这也是我第一次任会计老师。其余学校均是业余时间授课，先后达十年之久。当时屠叔华开玩笑说：“你是因祸得福，如果你在中层领导岗位，不可能去教会计，会计水平也不可能有那么高。”

　　改革初期：切实抓好企业的财务会计整顿工作

　　1982年9月，我任市财税一分局副局长。当时在企业中，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尚未消除，反映在财务会计工作中存在：1.发生会计业务不按规定办理会计手续；2.办理会计事项未按规定取得或填制原始凭证；3.受理的原始凭证手续不健全；4.办理收、付款后，没有在原始凭证上加盖“收讫”或“付讫”戳记；5.没有建立稽核制度；6.对空白支票、发货票等票据，没有建立领发、注销和保管制度；7.物资进出不计量、不办手续；8.物资消耗无定额；9.原始记录不健全；10.债权债务久悬不结。从而造成会计核算不实，会计监督不力的局面，影响了会计职能作用的发挥。

　　1983年至1984年，我根据财务会计工作整顿的要求，亲自实践，以点推面。当时一分局分管的企业，通过整顿验收，基本上达到了整顿财经纪律，健全财务会计工作的要求。

　　一是以点推面。整顿工作一开始，在83年9月份，我带领分局同志，在机械局财务科同志的配合下，对杭州发电设备厂的财务整顿进行了为期七天的预验收工作。通过预验收，取得财务整顿验收的经验，我整理了书面材料印发分局各股，后市局又将我整理的典型材料印发全市，这对推动全市的财务会计整顿验收工作，起了一定作用。

　　二是整顿工作面上开展后，对一些大中型企业先进行预验收，在预验收中对财务会计方面，碰到的复杂问题较多，为了处理好预验收中的问题，我与同志们一起，参与了杭州齿轮箱厂、横山铁合金厂、电视机厂、杭州玻璃总厂等1 0 余户大中型企业的预验收工作。在以上这些企业预验收检查中，我既以检查成本核算和会计事项处理为主，又帮助同志们处理检查出来的疑难问题。例如电视机厂材料、产品成本核算都很混乱，检查的同志一时难以查清，我都一一帮助解决。在我参加的12户企业通过预验收，共计增加利润394.45万元，其中增加财政收入314万元。检查增加的利润有相当一部分是产品成本计算不实造成的，如发电设备厂我通过检查发现少保留在制品成本就达68.91万元。

　　三是帮助整顿财务会计核算混乱单位，找出存在问题的症迹，清理了混乱而复杂的账目，健全了核算制度。如中药二厂在预验收中发现严重账实不符，账账混乱，企业财务部门和预验收同志到已无法搞清楚的地步，该厂祁兴玉书记、冯根生厂长求援市局周玉玲局长，邀请我前去“诊断”。我去厂后，经过五天时间，翻阅了两年的转账凭证和有关资料，终于搞清了记账十分混乱，错账严重等问题，例如有20个月漏记账目，漏记金额达41.30万元。我不仅帮助清理健全了核算制度，而且还核实了82、83两年的利润，受到企业和主管部门领导的好评。

　　通过预验收，不仅整顿了财经纪律，由于我在掌握中，坚持验收标准，促进企业进行整改，为正式验收打下了坚实基础，进一步健全了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制度。

　　破解难题：处理好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分配矛盾

　　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新形势下，财税和财会工作碰到的矛盾都较为突出。例如既要做到宏观控制、微观搞活；又要做到在有限的地方财力的可能范围内，积极支持企业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在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分配关系上，矛盾更为突出。面对这种矛盾，我认真地学习党中央一系列的路线、方针、政策，深入调查研究，当好领导参谋，支持企业改革、开放、搞活作出贡献。

　　一是84年11月我随同周玉玲局长参加了省计经委代表省府抓杭州五个大中型试点企业座谈会，研究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如何放宽搞活的问题。会议上讨论涉及到财税的问题，我回分局后，经过调查算账，提出了处理意见，供领导决策，领导极大部分采纳了我所提的建议。

　　二是调查研究，帮助企业解决复杂而又是实际的问题。85年一季度，市政府杭政（1985）23号《关于增强工业企业活力的若干暂行规定》文件下达后，我随同周玉玲局长参加了市委、市府领导组织的有关部门领导听取市各系统大中型企业领导对改革的意见座谈会。各系统在座谈会上对财税部门都提出了许多意见和要求。面对许多意见和要求，我都认真听取，深入调查，能解决的积极帮助解决。例如在棉纺系统座谈会上，杭二棉厂长提出由于用“生产发展基金”归还贷款，导致新任厂长无自有资金，日子难过。对此，我与同志们经过深入调查后，既搞清了为什么用生产发展基金归还贷款的真实原因，又指出了企业在贷款项目管理上和还贷上的不足之处，并实事求是地提出了帮助解决资金77.94万元的意见，得到领导的采纳，及时解决了较复杂又是实际的问题。

　　三是制定了落实杭政（1985）23号文件中有关工资、奖励问题的实施办法，试行工资总额与上交税利挂勾。在这方面，当时上级没有具体规定和办法的情况下，我与叶庆年同志，根据外地的经验与经委、劳动等部门一起，拟定了实施办法。办法和测算表，最后由我审核后报局领导定，并在全市批准31户进行试点。在试点中，以我为主共组织四个同志参加，与经委、劳动联合组成测算小组，我与同志们深入热水瓶厂等企业，与有关部门一起，现场审核、研究、定案。对工资总额和上交税利两个基础，该增的增，该减的减，既坚持政策原则，又掌握实事求是。批准31户试点企业核定上交税利基数13827.63万元，比主管部门审核上报数核增255.30万元；核定工资总额基数3738.85万元，核减194.21万元，核定浮动系数1：0.671，核减0.077。

　　工资总额与上交税利挂钩按市定办法核定后，国务院下达了国发（1985）2号文件和中央劳动、财政等五部委下达了《国营企业工资改革试行办法》的通知，文件明确指出“工利”挂钩原则应改按国家统一规定执行，自定办法都要改过来，省强调早改早主动，不改要被动。改过来后，各试点企业方案，逐级统一报国务院工资改革办公室批准后执行。这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国家的办法与市定的办法政策不一致，经过测算分析按国家办法，市批准的31户工资总额基数要削减250.70万元。这对企业是难以接受的。对此，为了不使企业由于办法的变动发生大的波动，我们在认真调查分析的基础上，我提出了三条原则意见：即（1）由企业自行选择，按国家办法可一定三年不变，市定办法只能试行一年；（2）在企业自行选择的基础上，改按国家办法的，尽可能采取上动下少动，即对上按国家要求列表上报，力争批准，对企业尽可能按办法少做变动；（3）企业中遗留下来混岗的集体职工与全民职工在挂钩活动中应一视同仁，彻底解决。以上意见得到领导的采纳后，我们又分三片召开厂长会议进行贯彻，终于在领导和各部门的支持下，在市试点的31户企业，其中有24户改按国家办法，加上省试点企业华丰造纸厂一户，全市按国家办法试点经国务院工资改革办公室批准，共计25户。经测算按国家办法改过来后，与市定的办法比较，职工人数比市定办法增加842人，上交税利减少233.74万元，工资总额减少27.52万元。其余7户企业按市办法，试行到85年底止。一个复杂而棘手的问题，终于较顺利地获得解决，领导和企业均较满意，并受到省各有关部门的好评。86年初我们又将25户试点企业“工利”挂钩执行情况进行调查分析，对执行中存在问题，向财政部和省财政厅作了汇报反映，供上级在完善“工利”挂钩办法中参考。

　　按国家办法和市的办法，批准执行“工利”挂钩浮动试点后，我又会同有关同志拟定了工资改革有关财务处理的意见，分别下达各试点企业执行。

　　85年根据市府23号文件，对纺织、丝绸、化纤三个行业实行岗位工资制。纺织行业实行岗位工资制我市是全省最早的。我和叶庆年等同志，根据纺织工业部《劳动规范》的规定，从本市实际情况出发，与有关部门共同商定，提出了七条具体意见贯彻执行。当时根据三个行业，第一批批准的27个企业，实行岗位工资的职工18217人，增加工资指标5788268元，从85年7月开始分三年进入成本。以后又根据财务负担的可能，逐步扩大到三个全行业，实行岗位工资制的职工共计45368人，增加了岗位工资1449万元，当年实增423.68万元。

　　纺织等三个行业，85年7月份起实行岗位工资制，这对稳定纺织工人思想，促进生产，提高经济效益起了较好的作用。

　　对其他面上的企业，为使奖励基金发放来源不足4个月工资水平（240元）的60个企业，我组织分局主要力量，经过反复测算分析，实事求是地提出了处理意见，得到领导的采纳，较好地处理了企业奖金发放中的困难。

　　建立健全财务决算逐户审查批复制度

　　企业财务决算批复制度虽早已建立，但执行不严格，有的审查批复，有的不查不批。从1985年开始，对1984年企业上报的决算，我提出了具体审查意见。要求：（1）逐户审查批复；（2）下达审核批复意见书；（3）对审查中应纠正处理的问题，在下达的意见书中，作出会计调整分录，调整好有关指标的年末数，督促企业调整好账户。由于这一工作抓得扎实，在分局干部的努力下，1985年对1984年的决算审查批复调整增加利润1448.70万元，其中增加财政收入1140.18万元。这一制度以后每年都坚持了下来，并被省财政厅肯定，并定为全省的一项基本管理制度。

　　组织税收财务大检查。例如85年是国务院第一次布置财税大检查，我除了拟定《关于大检查中有关财务处理的若干规定》外，具体还抓好了企业的自查和重点检查工作。在重点检查中，我们邀请了企业20余名会计师和有水平的助理会计师，组织7个重点小组深入企业交叉检查（即企业的会计师不查本企业）1 5 个重点单位，由于方法对头，措施得当，抓得扎实。这一年自查、互查调整增加利润1016.30万元，其中补交所得税、调节税642.82万元；补交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135.23万元。重点检查增加补交税利471.24万元。

　　会计职称改革

　　1986年8月，我被组织调任市财税局会计事务管理处副处长。在此期间的会计事务管理，抓职称改革是一项主要工作。1986年我们接到中央职称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关于转发财政部《会计专业职务试行条例》和《实施意见》的通知后，主要抓了：一是调查摸底，到1987年6月底止，全市现职财会人员30876人。其中属全民单位的12444人，县以上集体单位6949人，城镇街道和乡镇单位11483人。有中专以上学历的3704人，占总人数11.99%；高中及以下的27172人，占总人数88.01%。二是组织好辅导考试。参加辅导学习的考生共有4268人，这对提高考试成绩和业务素质，起到了积极作用。三是精心组织考试。全市参加考试的人员达3000余人，考后评卷结果：达到中专程度的《政经》及格率58.36%，《会计基础知识》及格率85.76%，《专业会计与财务》及格率84%；大专程度的《政经》及格率61.27%，《会计原理》及格率84.8%，《专业会计》及格率77.24%，《财务管理与分析》及格率58.17%。四是拟定一系列办法、规定等文件，根据上级有关规定，拟定下发的文件包括：组建中、初级评审委员会的报告、通知；杭州市会计专业职务任职条件考核办法；推荐中、高级会计师程序的通知及补充通知；关于工交企业中对会计专业设岗的意见及转发市纺织机械厂会计专业定编设岗的通知；杭州市会计专业评审工作职责和工作纪律的通吞等。做好以上四方面工作后，从而对会计专业职称改革工作的顺利进行起到了重要作用。

　　两次重大的会计改革

　　在我30余年企业财会工作中，在1963年、1993年先后搞了两次会计改革。1963年那时工交企业贯彻工业7 0 条后，掀起学习“鞍钢”群众参加管理经验。对企业财务管理提倡“班组核算，群众理财”。为了适应群众理财需要，提出改革借贷记账方法，如何改革？各有各的看法和方法，有的说收付记账法好，有的说增减记账法好，还有的说来去记账法也不错，究竟哪种记账方法好，根据省财政厅先搞试点的指示，此时，市领导指示如何依靠工人阶级办好企业，市里由张书仁（市经委主任）为组长，组织市计委、经委、统计、财政等部门派员参加蹲点调查小组，到杭州仪表厂蹲点调查，我局派我和金长乐同志参加，到厂里实行同吃、同住、同劳动，每个星期劳动两个半天，其余时间可结合本职工作进行。那时，企业财务科共四位同志，我们的工作就在财务科，与科长姚鹏程、主办会计朱汉民研究将借贷记账法改为增减记账法。并总结出：（1）记账符号。以“增”和“减”作为记账符号。直接记录经济业务是增记增，是减记减，因此“增”和“减”作为记账符号，也具有数量上增加、减少的涵义；（2）账户（科目）分类。根据资金来源等于资金占用的平衡公式，把全部账户固定划分为资金占用和资金来源两大类，不能设置资金占用和资金来源的设共同性账户（如其他往来）；（3）账户结构。各个账户的基本结构都是设置“增加”、“减少”、“余额”三栏，增加减去减少即为余额，不论是资金占用和资金来源账户，发生的增加数都记入账户的“增加”方，发生的减少数都记入“减少”方，余额都在“增加”方。个别账户出现减少方余额时以“-”号表示；（4）记账规则。以“两（异）类账户同增或同减，两类必相等；同类账户有增有减，增减必相等”作为记账规则；（5）试算平衡。采用两类账户增减发生额的差额进行试算平衡。平衡公式：资金占用增加金额－资金占用减少金额＝资金来源增加金额－资金来源减少金额。在杭州仪表厂经过三个多月的蹲点，与财务科同志一起，总结了试点增减记账法的经验，而后在全市、全省的工交企业推行增减记账法。

　　1993年财务、会计改革，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完善和发展，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财政部适时地于1992年底和1993年初，先后发布了《企业财务通则》《企业会计准则》和十个分行业的企业财务制度、十三个分行业的企业会计制度，这一次是对企业的财务会计制度进行全方位模式性转换的改革，并定于1993年7月1日起正式施行。当时任务重、时间紧、涉及面广，局里经研究后，成立由濮兰英副局长任组长，我任副组长，有关分局长、处长、主任科员参加的杭州市“两则”实施指导小组。小组成员经参加省财政厅培训后，首先，编写教材。以《企业财务通则》《企业会计准则》和新发布的有关行业财务、会计制度为编写依据，构思了教材内容。全书共分五讲，其中第三讲成本、费用、收入、利润及其分配，分工业企业、商品流通企业、旅游企业三部分，第五讲新旧财务会计制度衔接，又分国有工业企业、国有商业企业、集体工业企业、集体商业企业、国有旅游企业、国有交通运输企业、乡镇企业七部分。此外附1.运输企业财务会计制度说明；2.工业企业练习题；3.商品流通企业练习题。该教材理论联系实际，针对性强，财务与会计有机结合得好，具有很强的操作性，深受全市广大财会人员的欢迎。其次，组织培训。在编写好教材的基础上，先内后外，即先在内部干部中进行试讲，在试讲后进一步修改教材的基础上，再对外分全民、集体、乡镇、工业、商品流通等企业，每期五天，分期分批，前后连续两个多月，将全市所有财会人员轮训一遍，每个财会人员都有机会参加培训。此次培训是谁编写教材，就由谁担任主讲老师。由于教材实际联系紧密，主讲老师讲解明白透彻，培训规模是空前的，反映普遍较好，市丝绸系统，原准备到有关院校接受培训，听了我们讲解后，不去院校培训而接受我们培训。再次，是新旧会计制度衔接调账。此次财务会计改革，不仅顺利成功地完成了新旧会计制度转换，而且还培训锻炼了干部，也进一步提高了财税部门在企业的威望。

　　退休后转战注师行业

　　1993年7月我从局里退休，被聘到浙江省注册会计师协会，至2000年10月从事注册会计师审计工作，主管审计、验资、资产评估等业务工作，跑遍了全省财税部门挂钩的154家事务所的123家。工作主要做了：一是培训注册会计师审计、验资业务，承担培训讲课，每年自已先接受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举办的培训，回来后联系浙江实际进行回授，7年多时间中，培训3000多人次，效果较好；二是建立健全会计师事务所内部制度建设。1994年修订会计师事务所收费管理办法和收费标准；和陈宝德同志一起制定了《浙江省关于会计报表的审计操作规范》和《浙江省关于验证企业资本的操作规范》，1995年制定审计、验资工作底稿，以有关“独立审计具体准则”为依据，就审计、验资业务的开展情况，制定了一整套完善的工作底稿，以后每年随着会计具体准则的发布，修改完善底稿，这套底稿，审计业务190张，验资业务50张。除浙江天健、浙江东方、宁波永德三家事务所外，发给全省其他所有会计师事务所使用；三是调查了解、检查审计、验资业务执业质量，通过调查或检查，对极大多数事务所是指出问题，帮助改进提高，对宁波甬江等三家会计师事务所，不讲职业道德，出具虚假审计、验资报告，提请浙江省财政厅予以撤销；四是帮助事务所解决税收、会计、审计、验资中的具体或疑难问题。为规避验资风险，总结出十不验证：

　　1．应建立的会计账目没有建立；

　　2．应提供的文件、依据、证据没有提供的；

　　3 ．合同、协议、章程不全或内容不符合法律、法规的；

　　4．内资企业委托第三者出资的；

　　5．按法律、法规规定，实物资产、无形资产出资，应评估、确认，而没有评估、确认的；

　　6．进口物资出资，该价值鉴定而没有鉴定的；

　　7 ．外商投资除国内其他企业投资分得的利润，经分得利润（人民币）所在地外管部门批准可予以验证外，其他不得用人民币投入；

　　8．用个人存折、存单投入的：

　　9．投入资产应有证书而没有的；

　　10．生活用住宅投入的。

　　以上十不验证，作培训验资业务内容之一，从而提高了验资质量，避免验资风险起到了很好作用。

　　由于积累了较丰富的验资工作经验，2001年3月受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邀请，我作为全国八名专家之一，参与修订《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规范指南第3号——验资》一书，由中国财经出版社出版，发行20000册。

　　五是传递经济、税收、财务、会计、审计法规信息，我与陈宝德同志具体经办《浙江注册会计师》刊物，初办时是双月刊，二年后每月一期，解决了广大注册会计师法规信息渠道不畅的问题。

　　2000年11月我与陈宝德同志被浙江万邦会计师事务所聘任为总经理特别助理，协助总经理，把好总所和丽水、金华、宁波三个分所的审计、验资、资产评估、税务代理质量关。在事务所近四年工作中，两人一是培训执业人员，提高执业水平；二是完善审计工作底稿，按照浙江省注册会计师协会的底稿，结合事务所的实际情况进行修改，修改后的底稿在我离开事务所后仍在使用；三是严把出具审计、验资、税务代理质量关。近四年中总所出具的有审计、验资、税务代理报告及工作底稿，均认真复核，严格把关。直到2004年8月底，因老伴骨折需要照顾，我才辞职离开工作岗位。

　　老会计人的几点体会

　　我自一个没有正规学历的农村孩子，到商店当练习生开始踏上社会，再到参加机关工作，并能基本适应税收、财政财务、会计、审计各个时期的岗位，主要是靠勤奋学习、逐渐成长。在5 0多年的工作实践中，我深深体会到，要做好工作，必须热受工作，边干边学、学中干、干中学，学习不仅要从书本上学理论知识，更重要的是到最基层实践中学，在我的经历中曾经到原杭州仪表厂等企业蹲点搞会计改革，再联系书本知识，对我精通会计这门学科， 在认识和理解上是一次深化和质的飞跃。要干到老、学到老，要不断更新、充实知识，直至今日还是认真坚持学习，财政部发的16个会计准则28个审计准则，新的企业会计制度、金融会计制度以及大量的税收法规，均认真地不至几遍进行学习和钻研，从而才能得心应手开展工作。

　　干财政、税收、会计、审计等工作，都不能就事论事。如财政、税收工作，不能单纯以财政论财政以税收论税收，做的一件件均是具体工作，但必须紧密结合经济发展形势，服从于、服务于经济形势的发展，只有经济发展得好，才有充裕的财源。1972年的清产核资，1974年的恢复“小贷”，我们顶着“管、卡、压”和“穿新鞋走老路”的种种压力，坚持走发展生产的路子，终于给企业增加流动资金10200多万元，增加“小贷”资金数百万元，支持发展生产、增加了财源，目前，改革开放以来，推动了社会的进步，经济的极大发展，在财政、税收、会计业务中又发生许多新的问题，要有与时俱进的精神，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认真对待解决，以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一个国家工作人员，干几十年的工作，总有顺利或不顺利的进候，甚至个别出现逆境的时候，总应尽心尽职，不计较个人一时的得失，如果我1979年从一个中层干部到一个管理企业的专管员，不正确对待，不积极工作，不精心尽责，不但对工作没有好处，也没有今天我还能为社会做一些有益的事情。

　　最后说一点题外话。我回家后种种花、养养鸟，儿、媳、孙辈们个个孝顺。外孙在银行任会计，大孙子在证券公司企业融资部任分析师，小孙子在企业任财务经理。这都对我50余年的辛勤努力是极大的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