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供给侧改革的提出
2015年11月以来，供给侧改革成为高层讲话中的高频词。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11次会议和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两次强调，要“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十三五”规划纲要编制工作会议上称，“要在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促进产业迈向中高端”。而中财办主任刘鹤、副主任杨伟民，以及国家部委领导也均在不同场合强调“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近期高层讲话频频提及供给侧改革
日期 领导人 场合 论述
10月10日 中财办主任刘鹤 广东调研 要更加重视供给侧调整，加快淘汰僵尸企业，有效化解过剩产能。
11月10日 国家主席
习近平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11次会议 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
11月11日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国务院
常务会议 培育形成新供给新动力扩大内需。
11月13日 发改委副主任林念修 国务院新闻办政策例行吹风会 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益，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
11月14日 发改委规划司司长徐林 北大经济观察
报告会 供给侧的结构改革的重点在于要形成有利于创新的体制机制，实现市场对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
11月17日 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 “十三五”规划纲要编制工作会议 要在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促进产业迈向中高档。
11月18日 国家主席
习近平 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 要解决世界经济深层次问题，单纯靠货币刺激政策是不够的，必须下决心在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方面做更大努力，使供给体系更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
11月18日 中财办副主任杨伟民 《财经》年会 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推进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是必须进行的政策和思路。
二、供给侧改革的内涵
“供给侧”与“需求侧”相对应。通常的说法是，需求侧有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三驾马车决定短期经济增长率。而供给侧则有劳动力、土地、资本、创新、技术、资源等要素，要素在充分配置条件下所实现的增长率即中长期潜在经济增长率。而“结构性改革”旨在调整经济结构，使要素实现最优配置，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数量。
在中央提出供给侧改革之后，经济学界掀起了对供给学派、凯恩斯主义等西方经济学理论以及里根、撒切尔等经济政策的讨论。实际上，对于国内公众来说，供给侧虽然是个新鲜名词，但离我们的现实生活并不遥远。中国的改革开放，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从激活和释放供给侧的潜能开始的。通过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大大解放了生产力，改变了计划经济时代供给匮乏、物质短缺的状况，缓解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为什么现在又提出供给侧改革？是因为经过连续三十多年的经济高增长，我们的供给侧出了问题。概而言之，就是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劳动力、资源、土地等要素价格的上扬以及生态环境的恶化，过去依靠低要素成本和高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难以为继，亟须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培育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非简单复制供给学派的供给管理，而是希望通过改革实现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从而避免潜在增速的大幅下行，其实质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在要素领域的延续和聚焦。
三、供给侧改革的理论渊源
供给侧改革的理论源自经济学界的供给学派。供给学派认为生产的增长决定于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的供给和有效利用，市场会自动调节生产要素的利用，所以应当消除阻碍市场调节的因素。最典型的供给学派理论是萨伊定律，它认为供给会创造自己的需求，例如人们生产商品后会消费一部分，剩余的部分拿到市场上与他人进行交换，所以不会存在生产过剩。因此供给学派认为宏观调控政策的重点应该放在刺激生产上。
凯恩斯主义与供给学派相对立。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各国的经济政策也更关注生产。但大萧条时期出现了产能过剩的局面，这是供给学派难以解释的，于是凯恩斯主义提出的经济有效需求不足、应该刺激总需求的观点开始盛行。到了20世纪70-80年代，美欧等经济出现高通胀、高失业的滞胀，与凯恩斯主义的观点相违背，供给学派观点又占据了主流。由于凯恩斯主义是见效非常快的逆周期调节工具，滞胀过后，凯恩斯主义观点又开始大行其道。

供给侧改革的宏观经济背景

一、需求刺激政策失效
2009年中央政府四万亿，加上地方政府的配套资金，对冲了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巨大冲击，在短期内将国内经济重新拉入到较高的增速轨道，同时也造成了诸多问题。产能过剩程度进一步提高，全社会杠杆率迅速攀升，以地产、大宗商品和农产品为代表的资产价格泡沫高企。
在2011年三季度CPI达到顶峰、开始下滑之后，2012年3月PPI开始进入下降通道；截止到2015年10月，PPI已经连续44个月下滑，工业企业销售利润率已经低于CPI与PPI之差，债务风险不断积累。央行2014年4月以来15次货币政策的实施，不但没有让经济走出通缩困境，还一定程度上延缓了产能出清进度。发改委新批基建项目规模超过2万亿，但投资依然萎靡。
总体来看，需求刺激失效的原因，是因为凯恩斯主义政策无法解决长周期的系统性结构问题。1929年大萧条，凯恩斯政策推出。该政策的理论基础是凯恩斯的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主要观点是：(1)有效需求不足是导致经济处于下滑周期的根本原因；(2)市场投资收益率极低的前提下，一致性理性预期使得市场主体采取持币行为，引发政府的货币宽松政策失效；(3)政府通过举债投资改变市场预期，刺激有效需求扩张，引发充分就业，可以有效实现经济周期的平抑。
从凯恩斯主义政策的理论基础来看，需求侧是其核心着力点。从实施效果来看，容易在短期内看到成效；但从中长期来看，往往会造成债务增加、产能过剩乃至增速下滑的局面。采用凯恩斯主义政策刺激市场需求，其经济增速在经历了短期恢复之后，很容易再次进入下滑、甚至是滞胀状态。造成上述难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凯恩斯政策仅适用于平抑经济增长的短周期波动。首先，当经济处于中长周期的系统性结构调整之时，其所面临的根本问题是增长动力的转换，而用于平抑短周期经济自然波动的凯恩斯主义就全然失去了自身的效果。其次，从当前世界经济发展态势来看，中国正处于一次全球性的技术、社会和制度三大周期叠加的折点。最后，中国2009年以来面临的中长期经济增长乏力困境，是一个长周期的系统性结构问题，凯恩斯主义政策看起来显得束手无策。
二、中国经济传统增长动力的丧失
回溯改革三十年，四大动力成就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一是改革红利形成的制度激励，二是要素红利形成的成本优势，三是全球化(WTO)带来的国际分工与外部市场，四是后发优势带来低成本学习与模仿的技术进步。但是，任何动力都无法避免边际减弱甚至消失的周期约束，驱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几大动力都在衰竭，中国经济越来越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
1.外需市场进入长周期萎缩。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杠杆消费模式被打破，全球需求陷入萎缩。同时，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政策对劳动密集型国家产生产出挤出，进一步加重了需求不足和产能过剩。全球生产分工与产业转移基本进入停顿的阶段，而由于区域间贫富差距继续扩大，新需求的扩张与新市场的崛起也遥遥无期。
2.国内经济发展的成本系统性上升。刘易斯拐点之后劳动力供给萎缩，工资持续上涨；环境污染严重，治污成本迅速上升；房地产价格泡沫形成的超级地租，构成了居高不下的成本中枢；金融体系结构性缺陷导致的民营企业融资难和贵，都在不断加重要素成本负担。过去土地、劳动力、资源、资金等低要素成本优势不仅消失，而且存在红利恶化为负债带来的成本上升。
3.后发优势衰减后发劣势显现。经过几十年的学习和模仿，中国发现自己已经走在了新兴技术前沿，可供低成本学习和模仿的技术和知识已经寥寥无几。社会学习曲线已经老化，在既定的学习和模仿空间内，已经无法再带来生产效率的进一步提高。而且，由于长期享用模仿和学习带来的后发优势，导致基础理论和研究投入不足，人力资本积累不足及创新能力不够强，短时间内无法引领新技术周期，后发优势很可能转化为后发劣势，全要素生产率停滞不前，无法再带来经济的进一步增长。
4.过高的债务和杠杆催生了泡沫。首先，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外部需求塌缩，迫使中国扩大财政投资以对冲出口下滑。然而，由4万亿投资引发的新一轮投资热潮，在短期内大幅提高GDP增长率的同时，积累了大量的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债务。其次，货币超发引发的房地产泡沫及资本市场动荡，扭曲了财富分配结构，并将大量资金封锁在房地产等资产市场，降低了货币流通的灵活性及投融资效率，并在很大程度上通过金融加速器机制造成经济的大幅波动。
三、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主要表现在：
1.产能需要出清，僵尸企业需要倒下。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一旦遭遇到需求端的快速收缩，因高经营杠杆的存在无法及时调整，会在整个产业链条上引发产能过剩。带有公共产权刚性约束的国有企业，在面临减少产出、收缩规模、破产清算、兼并重组等市场出清行为时，会遭遇较大的政治和社会性阻力。因此，从中国当前的情况来看，市场化出清产能是存在边界的，大型国有企业的产能出清面临较大的困难。
2.债务需要消减，杠杆需要控制。产能过剩的金融镜像是债务高企，消除债务和出清产能是同一张资产负债表的两面。而事实也证明，在PPI不断下降、产能过剩、企业利润严重下滑的情况下，来自营收端的现金流逐渐稀薄，维系企业存续的现金流开始靠外部融资，也就继续放大了债务杠杆。除了企业债务，地方政府债务在一轮沸沸扬扬的大投资周期后走向顶点，中国政府债务/GDP已经超过了世界公认的警戒线。因此，出清产能和消除债务应该双管齐下同时进行，这更加提高了问题的难度。
3.成本需要降低，“造血”需要恢复。从微观机制来说，利润是驱动企业开工和扩大生产的根本动力。然而，高企的劳动力成本、财务成本、土地成本和管理费用等，在原本就已经下滑的营业收入中继续压缩利润，从而降低了企业扩大生产和资本支出的内生动力。如果成本尤其是非生产费用继续上升，微观主体的活力会进一步下降，入不敷出的企业会越来越多，很可能引发企业倒闭潮和失业潮。四是效率需要提升，模式需要转变。跟随战略、替代战略的失势，后发优势(模仿和学习)的衰竭，无法再带来技术和管理模式方面的效率改进，效率提升的外部条件几近消失。而随着人力资本的老化和国内外总需求的萎缩，劳动密集型和产能密集型生产的效率弊端开始显现，无论是劳动的边际产出还是资本的边际产出，抑或财政和货币政策的乘数效应，都在遭遇无创新增长的惩罚。提升要素的生产效率，构建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型，是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核心难题。
此次中国经济的下滑已经不再是周期性的波动，而是一场结构性的危机。目前，尽快解决上述问题，构建新的增长动力和发展模式，启动新一轮增长周期，是摆在中国面前的重大议题。只有再一次的制度重构和路径再造，才能打破过去三十年发展周期的路径依赖和转型困局。

供给侧改革的政策内涵与思路解读

中央提出供给侧改革的新思路，主要是针对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遇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特别是有效供给不足、供需出现严重矛盾的现状，转换工作思路，调整工作方法，把过去过度侧重于需求端的思路，调整到更加重视供给侧面临的矛盾和问题，并通过供给侧改革，把长期积累下来的产能过剩、结构不合理、投入产出效率低等问题解决好。
一、供给侧改革与改善需求并用，才能达到供需平衡
供给和需求是经济运行的一体两面，而非相互替代关系，强调供给侧改革并不意味着对需求侧的全盘否定。供给侧改革并不能放弃需求侧改革，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李克强总理也提出“在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促进产业迈向中高端”。在推进供给侧改革时，如何与扩大需求紧密结合起来是一个重要问题。没有需求端的支撑，供给侧改革也会出现问题的，是很难把握好尺度的。而且供给侧改革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需要供给和需求两侧的互相衔接与良好配合。
供给能够创造需求，需求也会倒逼供给，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离不开两者的协调平衡和良性互动。中国主张的供给侧改革拥有更多的新意，一方面没有排斥总需求管理，另一方面也更多地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就是在着眼于结构而不是总体的方面，再就是主张创造“新供给”。
二、供给侧改革强调“结构性”改革
“结构性”三个字非常重要。离开“结构性”，供给侧改革就有可能走入歧途。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结构问题，包括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劳动力结构、就业结构等。这意味着供给侧改革的主要任务就是进行结构性调整，并通过结构性调整改善供应结构，提高供给的有效性，而绝不是不问青红皂白，把任何东西都称之为供给侧改革。
三、供给侧改革强调供给的质量和效率
供给侧问题的表象是结构性问题，实质是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不高，所供给的产品、服务等，都质量不高、效率低下。表现在经济方面，就是活力不够、经济增长质量不高、市场竞争力不强，尤其是国际市场竞争力，很难得到真正提高。
四、供给侧改革要发挥市场作用，释放经济增长潜力
供给侧改革是指从供给、生产端入手，通过解放生产力，提升竞争力促进经济发展。其核心在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政策手段包括简政放权、金融改革、国企改革、提高创新能力等。在现阶段，中国之所以要强调供给侧改革，是要减少供给侧对市场信号反应的阻力与干扰，让市场供给对需求做出积极反应，达到市场平衡的状态。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的快速增长，高融资、高税费、高行政成为束缚中国经济供给体系的三大成本因素。只有通过结构性改革，解除对人口和劳动的供给抑制、制度和管理供给抑制、土地和资源的供给抑制、资本和金融抑制、技术和创新抑制，中国的经济增长潜力才会进一步释放。
五、供给侧改革要通过制度体系推进
吴敬琏认为，供给侧改革的相关内容在20年前就提出了，但是一直推行不力。原因就在于改革推进的力度不够。政府习惯于遇到经济问题就想办法从需求侧解决，靠投资拉动来解决问题，而且即使注意到供给侧的时候往往也采取计划经济的办法，政府出手来改变供给结构、改变供给的体系。比较突出的是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那一拨运动，使得供给结构有所变化，使战略性新兴产业能够发展起来，能够提高整个经济的效率，但是用的办法在相当程度上是用的政府出手、政府起决定性作用来配置资源，大量的给企业补贴来发展光伏产业、LED产业等等。要改善供给正确的办法是建立有利于创新创业的制度体系，通过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制度体系来推动供给体系和供给结构的改善。所以供给侧改革要坚持市场化、法治化的改革，要用能够支持激励创新和创业的体制去推动实现结构的改善。政府、企业和社会要共同来推动改革，来实现这样的改变。例如在供给侧鼓励创新，政府最重要的还是要建设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要建设好法治化的市场体系，而不是直接的去确定攻关的内容、确定技术路线、去给企业许多补贴。另一方面，企业家要准备适应新的经营环境。
六、供给侧改革包含产业、要素和制度三个层面
供给侧包含了三个层面：一是产业层面的供给，二是要素层面的供给，三是制度层面的供给。对应的三个关键词分别是“转型、创新、改革”。转型是目标，创新是手段，改革是保障。这也正是中央使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表述的用意所在。当下一些舆论过多地聚焦于供给侧三字，而忽略了结构性改革。其实，改革才是核心命题，供给侧只是改革切入的方向，结构性则是对改革方式的要求。供给侧改革是对以往需求管理政策的纠偏。目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是长期性、结构性问题，必须在供给侧改革当中充分激发市场主体的内生活力，真正获得可持续的发展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