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所依赖的要素低成本优势，尤其是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所依赖的低成本出口竞争优势，正在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这其中，制造业部门在正常生产经营活动中的生产成本，面临着不合理的典型“八高”现象。因此，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大战略中，“降成本”应成为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1.推进与经济发展阶段和市场化改革目标兼容共生的政府权力体系，是切实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必要途径。首先，通过顶层制度设计，来进一步全面降低中国实体经济所面临的高制度性交易成本；其次，着重监督各级地方政府对中央推出的简政放权和清理整顿地方政府行政权力清单改革措施的落实和执行效果；最后，科学界定中国各级政府当前和政府行政权力边界，限制和取消不合理的政府行政权力，构建将各级政府的权利关在制度“笼子”里的制度建设以及法治体系。

2.推进税收体制改革以及继续推进针对实体经济的结构性减税政策，切实降低企业税费负担水平。

3.通过对“五险一金”政策的适度调整，促进中国实体经济用工成本的合理化降低；通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全面促进劳动力相对成本的有效降低，重新塑造中国实体经济劳动力成本的新优势。

4.全面推进中国金融体制大改革，切实降低企业高负债率高杠杆率以及融资成本。改革重心应落在构建与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长期甚至超长期贷款需求相兼容的金融体系，最终创造出与中国制造业产品质量提升、资本替代劳动型劳动生产率提升、精益制造体系构造以及自主创新能力提高等为主的高质量投资活动的内在需求相匹配的银行机构为主的金融体系格局。

5.切实推进能源价格形成体制的市场化改革，真正降低制造业企业能源成本负担。真正打破中国能源生产体系中的国有垄断体制，优先将混业经营改革以及推进商业类国有企业改革思路，全面引进到石油、电力等能源领域国有企业的改革重点，通过经营成本和垄断成本的降低，来进一步促进企业能源成本的逐步降低。

6.打破激励地方政府发展物流产业的无序竞争体制，积极推进物流产业的产业链跨区域整合，全面推进公路道路通行收费机制改革，是切实降低中国实体经济部门物流成本的主要手段。

7.逐步弱化土地财政依赖体制是降低中国工业用地成本的核心。首先，各地方政府有必要针对工业用地价格实施更有力度的优惠政策；其次，拓展地方政府债券融资渠道来源的多样化以及适度逐步推进地方政府资产的证券化，从根本上逐步打破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依赖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