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成本管理现状
成本管控体系不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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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建立协同的成本核算工作机制，未建立以财务部门牵头的，多个部门参与的组织协同机制，无法调动除财务部门以外其他业务部门的积极性，也无法落实相应成本管理责任，不利于全面统筹开展成本核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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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充分结合新会计制度内容，按照双基础更新、优化现有的规章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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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根据新制度要求对核算目标进行调整，核算目标不能够完全符合高校决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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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全实现双基础核算，还是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进行预决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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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及时根据新制度内容明确成本报告要素，不利于后续会计分析和报表编制工作顺利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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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根据新制度内容对核算范围进行拓宽，不利于成本核算结果的准确性、全面性、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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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开展成本数据分析和运用工作，成本核算工作流于形式，未充分发挥成本核算的功效，影响预算绩效的落实。
成本管理支撑体系不完备
《政府会计制度》自2019年执行以来，各行政事业单位已基本顺利施行。为促进事业单位加强成本核算工作，提升单位内部管理水平和运行效率，夯实绩效管理基础，2019年12月财政部颁布《事业单位成本核算基本指引》（财会〔2019〕25号），为事业单位进行成本费用的确认、归集及分配提供指导。结合高校管理实际，财政部于2022年5月7日发布了《关于征求<事业单位成本核算具体指引——高等学校（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函》（财办会〔2022〕15号），该《具体指引》的颁布将为高校成本核算提供详细依据，有效规范高校成本核算工作，提升高校内部管理水平和运行效率。
近年来高校也面临着结构性改革和转变。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要求高校由原来的追求外部数量与空间上的“外延式扩张”转型升级为更加注重内部机构优化、产品质量提升及综合实力增强的以提升教育质量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各大高校也因此争创“双一流”。
成本管理是提升管理效能的重要手段，在“十四五”期间，高校将重视并不断更新完善成本管控机制，构建事前、事中与事后的全过程成本管理闭环，即预算管理（成本计划）、成本核算、成本控制、成本分析、成本绩效、成本监督。通过预算制定程序确定成本计划。高校在制定年度校内预算时，根据学校成本历史数据，以及内部因素和外部环境对成本变化的影响，科学地估算年度成本目标，编制年度成本计划。通过预算编制的两上两下程序，确保成本计划的可操作性。按照《事业单位成本核算基本指引》要求，结合高校的行业特征，从成本核算对象、成本项目和范围、成本归集与分配、成本报告四个关键环节构建高校成本核算体系。通过对成本的确认、计量、记录、分配、计算等一系列活动，确定成本控制效果，其目的是为成本管理的各个环节提供准确的信息。借助信息系统加强成本控制。将成本目标纳入到学校信息系统中，促进成本控制主体（学校各职能部门或项目负责人）在其职权范围内，对各种影响成本的因素和条件采取一系列预防和调节措施，以保证成本管理目标实现。加强成本分析与信息反馈。对学校各职能部门/项目负责人的目标成本实际完成情况、成本计划和成本责任的落实情况进行分析，查找成本计划执行出现偏差的原因，把握成本变动规律，将成本执行分析结果反馈到预算，用于预算调整和预算编制，有利于事前规划，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培养预算责任部门/项目负责人的成本绩效观念。可在预算绩效目标设定时，将成本绩效目标纳入其中。通过学校的财务核算系统与预算绩效管理系统对接，将成本核算数据传递到预算绩效模块中，自动形成成本绩效评价结果，构成预算绩效评价的一个重要维度，提升全面预算绩效评价的科学性。探索成本过程监督。在现有成本管控的事后监督基础上，研究针对成本管理过程的事中监督机制，对预算（成本计划）执行进行监督，及时发现管理漏洞和执行偏差，进行合理调整，提高成本管控效果，增强资金使用效率。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以及全球蔓延的疫情对经济发展的限制，国家财政收支承受巨大压力，中央政府提出“过紧日子”的要求，严控政府支出，提高财政资金绩效。此外，随着“放管服”改革的纵深推进，简政放权后提高了业务效率，但同时“放管服”涉及的业务范围、分工界面、业务管理要求等发生变化，高校面临的风险也随之发生变化，保障业务效率也需要防控风险。外部环境和国家政策变化，以及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内生需要，对高校管理水平提出更高要求。内部控制是完善高校管理机制的重要手段，对高校成本管理转型工作起到重要支撑作用。持续深入推进内控建设，通过内部控制明确成本管理的权力与责任，规范工作流程，建立高效的协同工作机制；通过将制衡机制、授权审批等控制措施有效嵌入单位日常管理活动之中，发挥内部控制全过程监督作用。持续深入推进内控建设，健全风险防控体系。针对“放管服”业务进行风险点梳理，配套相应风险防控措施，并将防控措施嵌入制度、流程、表单、信息系统等，形成科学的内部控制机制，为“放管服”改革、“双一流”建设提供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