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士毅（1887～1965年），字果伯，号荆斋，男，江苏省宜兴市人。教授，会计学家，财政学家。国民政府财政部常务次长，江苏省国民政府代理主席。
　　一、个人生平简介
　　贾士毅，1887年（清光绪十三年）1月27日出生于江苏省宜兴县万石小塘村（现宜兴市万石村）。6岁时在家乡私塾启蒙，1894年就读于铁竺西学堂，19岁入无锡初级师范学校学习。1907年进入上海法政讲习所，一年后以第2名的成绩毕业，被选派东渡日本，入明治大学政治系深造，1911年（清宣统三年）获政治学士学位。期间，清朝政府曾于1910年奖给其“法政科举人”头衔。1912年（民国元年）回到自己的祖国。
　　归国后，先任教于苏州法政专科学校，后任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财政讨论会委员。北京政府时期，担任财政部编纂、江苏省财政视察员等职。1913年，兼任财政部国税厅筹备处议员、币制委员会委员、编纂处主任等职。同年9月，接替钱应清先生兼任财政部库藏司司长；11月，任会计司司长。第二年，调任财政部参事，曾一度兼代赋税司司长。1915年，又兼任全国官产处会办。期间，曾在民国大学、法政专科学校和财政讲习所做兼职教师。1916年任公债局坐办，1920年担任镇江关监督。次年，作为中国代表团专门委员出席“华盛顿限制军备会议”（简称“华盛顿会议”）。1922年，与钱应清先生等一道担任全国财政讨论委员会委员。
　　国民政府时期，1927年任上海银行公会书记长。同年8月，担任财政部赋税司司长兼盐务处处长及固定税则委员会委员。次年，兼交通银行监察人及麦粉特税局局长。1932年，升任财政部常务次长，同年3月被免职。之后，任第2、3届立法院立法委员，湖北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厅长。1940年任财政部专门委员，派驻香港，曾兼代香港财政评论社社长。1943年，任江苏省政府委员及财政厅厅长，后代理省政府主席。次年，兼江苏农民银行董事、专职董事。此间，曾兼任中央大学和中央政治学校经济学教授，并加入以刘大钧（1891年～1962年，经济学家）先生为社长于1923年创立的中国经济学社。抗日战争胜利后，担任湘鄂赣财政金融投资特派员。
　　1949年，移居宝岛台湾，继续效力于金融事务，被聘为台湾第1商业银行董事、逢甲学院董事和交通银行监察人等职。1965年7月9日，一代会计学、财政学大师，于台北市驾鹤西行，享年78岁。
　　二、理论主要贡献
　　贾士毅先生作为一名学者型官员，长期致力于学术研究，主要开展于财政、税务、会计和金融等四大领域，并取得了一系列令人敬佩的学术成果。
　　发表的学术论文，早年有《东方杂志》上登载《米谷问题之商榷》（1919年第16卷第3号）和《整理外债问题》（1922年第19卷第5号），以及《市政月刊》上刊登《提倡国货之步骤与方法》（1929年第2卷第8期）；后在《时事年刊》1930年第1期发表《中日协定与我国关税自主之完成》和《裁撤厘金及抵补方法之今昔观》；又在《经济学季刊》上刊印《公债与金融之关系》（1930年第1卷第1期），《财政部修正所得税条例草案要旨》（1931年第2卷第2期），《税制与民生》（1932年第3卷第1期），《统制国外农产品输入以维持本国农村经济》（1933年第4卷第4期）和《复兴农村应实施农业保护关税》（1936年第7卷第1期）等；在《经理月刊》上发表《国府成立后中央财政之回顾与展望》（1935年第1卷第1期）和《从世界通货管理说到我国新货币制度》（1936年第2卷第2期）；还在《农村合作》登载《中国农产运销合作运动之回顾与前瞻》（1936年第2卷第1期）和《中国农产运销合作运动之回顾与前瞻》（1937年第2卷第1期）等。
　　先生在《财政评论》上发表的学术论文最多，包括1939年的《第2次金融会议述评》（第1卷第6期），《论中央新贸易政策》（第2卷第2期）；1940年的《地方财政与收支系统法之实施问题》（第3卷第3期），《我国黄金政策之动态》（第3卷第6期），《论修正财政部组织法》（第4卷第2期），《厉行决算制度奠定财务行政之基石》（第4卷第4期）；1941年的《中央新粮食政策之前瞻》（第5卷第1期），《我国战时对外借款之检讨》（第5卷第4期），《中央暂管各省田赋之研讨》（第5卷第5期）和《今昔全国财政会议之比较》（1第6卷第1期），《评食糖专卖条例》（第6卷第5期）；以及《如何完成自治财政之理想》（1943年第10卷第2期）和《结论》（1948年第18卷第6期）等。
　　此外，还曾发表过《武当山之游》（《旅行杂志》1936年第10卷第1号），《如何完成自治财政之理想》（《中农月刊》1943年第4卷第9期）和《战后我国货币政策之动向》（《合川金融年报》1944年）等文章。
　　财政学与会计学著作。主要有专著《关税与国权》（商务印书馆1926年），《关税与国权补遗》（同前1930年），《国债与金融》（同前1930年），《民国续财政史》（中国经济学社丛书，同前1934年）和《民国财政史》（上海书店1933年）；以及《裁兵安置办法案》和《中国经济建设中之财政》；后来还编撰了《民国财政经济问题今昔观》（［台］正中书局1954年）和《民国初年的几任财政总长》（［台］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等著作。
　　先生早年还编述过《华会见闻录》（商务印书馆1923年），《中国现代赋税问题》（军需学校讲义，1931年）和《湖北省财政法规汇编》（1935年）等等。
　　由于贾先生的职业背景，其众多论著都是围绕财政，而且是站在财政官员的立场来讨论会计、金融和其他问题。如《民国财政史》和《民国续财政史》两部著作，就是其中的代表。
　　第1部著作《民国财政史》共6编1800多页。全书分上下两册，上册包括总论和岁入，下册包括岁出、公债、会计、泉币和附录；或按编及附录分为7册。详细地叙写了民国时期1912年（民国元年）至1916年（民国五年）间的财政史实。第2部著作《民国续财政史》共7编3100多页，规模远胜过第1部书，堪称巨著。全书共分为总论、岁入、岁出、公债、会计、泉币和地方财政，每编为1册，续《民国财政史》记叙民国时期1917年（民国六年）至1931年（民国二十年）间的财政实况。
　　两部史书，均“以准诸现制参用学理为主”，对晚清以来及民国时期1912年～1931年间，国家及地方财政之划分、税赋、财政费、实业公债、预算决算、银行等具有现代财政与会计内容，以及国家财政的基础概况，财政与社会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关系，财政制度的利弊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详细的阐述。两书问世后，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被学界奉为研究民国财政的开山之作。
　　两部著作均对民国时期的会计问题进行了较详细地记载与讨论。其中，《民国财政史》第5编会计，包括会计之概要、年度、预算、收支、金库、决算、特别会计、收支书类和官厅簿记等9章；《民国续财政史》第5编会计，与前书的章节体系基本相同，即包括会计概论、会计法规、预算、收支、交代、金库、决算和官厅簿记等8章。可以从这两部《会计编》中的以下几方面，领略先生的会计思想。
　　一是会计的意义。在《民国财政史（会计编）》中提到会计有广义和狭义两方面的意义。狭义会计，专指事务收支之核算。古代所称会计多属此义。广义会计，是指国家收支之程序。宋史载，宁宗以后，有司每岁修会计录所包较泛，与广义相近。文章接下来指出，依《会计法》（指“民三会计法”，如下文）的规定，会计的范围应当包括年度（指会计年度，引者注）、预算、收支、决算、金库和特别会计等内容。这里，贾先生对会计给出了两个定义，一则为事务收支核算（官厅会计——“小会计”）；二则为国家收支程序（国家财政——“大会计”）。显然，这是从国家财政角度出发的。对此，在《民国续财政史（会计编）》给予了更明确的说明。所以，贾氏依据“民三会计法”确定的官厅会计与该篇论述会计的范围，也是针对官厅会计乃至国家财政而言的。可见，先生确为一位官员型学者，具有极强的法制意识。




　　二是会计法的意义。民国三年，即1914年，北京政府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会计法，史称“民三会计法”。在《民国财政史（会计编）》中说明了会计法的由来及其意义。即1914年春北京政府颁布会计条例，旋经参政院议决，改称会计法。财务之实施，必以编制预算为前提，核实收支为中权，审查决算为后劲。自预算达决算，有必经之手续，即应有一定之原理，譬之车有輗轨始可推行，日有指规，始可测影，此会计法之所以由来也。这里，贾师接受了钱应清先生于1912年在《财政部请将<会计法草案>咨交参议院议决呈》中的观点，将会计法比作“车之輗轨”、“日之指规”，充分说明会计法对于会计事务处理之重要。同时，先生道出的“会计”核算之步骤，即编制预算——核实收支——审计决算；实乃“国家财政”“大会计”之程序。
　　三是会计年度。先生视会计年度的划分，为官厅会计或曰国家财政的一项重要内容。在《民国财政史（会计编）》中指出，考岁杪制用，见于戴记是会计事务，自古以岁律为准，嗣是以后，历代制用均随历年相起讫，唯遇战争灾荒不照常例，以事之始末为度。“民三会计法”颁行之初，政府会计年度以每年7月1日始，次年6月31日止。这一规定与会计条例相同。此规定实行以来，各署实际分配间有仍以年份计算者，办法错综，渐多窒碍。民国四年（1915年）四月，财政部呈请将会计法所定年度改为历年制，奉令照准。在此，贾师既叙述了我国会计年度的3种方式，即正常情况下的历年制、战争灾荒下的事件始末制及当时实行的夏历制，说明了当时会计年度的现状，指出了我国在执行夏历制中存在的问题；同时提出了自己赞成采用历年制的观点。
　　贾师在这部浩瀚民国财政史记中，详细记叙了民国财政发展的历史轨迹，并于史记中阐述了财政会计理论，可谓寓理论于史记之中，史记之中见理论。阅读该书，不仅能知晓历史事实，而且能掌握理论知识，这种史论合一的撰述体例，值得后来者学习与借鉴。
　　对于贾师在财政会计理论方面的贡献，杨时展教授作出了如下评价：在蔡锡勇和谢霖先生之后，“以贾士毅等先辈的著作为代表，……对中国会计学术有重大启蒙作用、重大先行意义、作出了重大贡献乃至饮誉世界。”
　　三、实务与教育主要贡献
　　贾士毅先生作为一位富有经验，又有学识的财政、会计专家，长期在民国时期的中国经济系统中扮演重要角色，并灵活地周旋于政府部门、商业银行和高等院校等多个领域，为中华民族的财政经济与教育事业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早年在担任江苏省财政视察员时，就进行财政方面的调查和资料搜集，研究晚清财政，编著了民国初年一份很重要的财政调查报告——《江苏财政调查报告册》（2册），为民国财政建设献计献策。后在北京政府财政部任职期间，曾创定国家收入、地方收入标准案及国家支出、地方支出标准案；1913年，编制全国岁入岁出案40余册，民国预算以此为标志拉开了序幕。
　　1920年代，在担任镇江关的监督时，于1921年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专门委员出席华盛顿会议，协助顾维钧先生交涉收回海关自主权事宜。1927年，担任国民政府财政部赋税司司长时，在整理税收，革新税制和制订财税法规方面，做了大量草创性工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受命于湘鄂赣财政金融投资特派员，主持湘鄂赣3省财政金融的接管及复员事宜，在较短时间内，收回了3省的财政金融与投资管理权，并建立起正常的财政金融及投资秩序，对当地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起到了较好的促进作用。
　　民国时期的贾师，还先后兼任民国大学、法政专科学校、财政讲习所和中央大学与中央政治学校经济学教授，讲授财政、税务和会计等众多课程，为民国时期的财政会计教育，辛勤耕耘，培育桃李。他十分关心家乡教育事业，曾与家乡友人筹集资金，于1931年创立公办宜兴中学，组织校董会，定期开会，研究和解决办学经费和延聘师资等问题。又与潘序伦先生等合作在南京建立阳羡会馆，既作乡友集会之场所，又对外营业，收取费用，筹集资金，用于支持家乡教育事业。
　　贾士毅，东洋留学主财政，清末“科举”历“三朝”；学者官员于一身，官教两业兴财计；民国财史开山作，史论并举传后人；近代会计启蒙师，理论光辉誉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