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教育领域可大施拳脚

政府购买农村代课老师服务、政府购买学前服务以及政府购买小学生课后托管服务等均是政府购买教育类服务的重要方向。

出席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的全国政协特邀委员旦科建议，加大对青海省学前教育政府购买服务工作支持力度。旦科说，2011年青海全省实施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以来，全省学前教育发展迅速，办学资源显著扩大。初步形成以公办幼儿园为主体，公办和民办幼儿园共同发展的学前教育格局，全省幼儿“入园难”问题得到有效缓解。随着学前教育的快速发展，在园人数的不断增加，教职工数量远远不能满足需求，师资紧缺、队伍不稳定等因素严重制约着全省学前教育的发展。为解决学前教育师资力量的不足问题，青海省实施了一系列举措，并在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在全省8个市州的19个县市开展了政府购买学前教育服务试点工作，反响良好。旦科建议，中央财政加大对学前教育政府购买服务工作的支持力度，力争到2016年实现政府购买学前教育服务保教岗位在青海实现县域全覆盖，提高幼儿教师待遇，稳定学前教育教师队伍，推进青海省学前教育健康发展。

无独有偶，今年两会，全国政协委员、香江集团总裁翟美卿也带来了关于为留守儿童创造良好学前教育环境的提案，她建议政府应为乡村学前教育买单，并注重发动专业社会组织的力量，为留守儿童从小培养社会化能力创造良好环境。

事实上，入园难以及留守儿童的学前教育难等问题已经不是一个地方的个案，北京、重庆、宁夏、四川、湖南等多地都对政府购买学前教育进行了尝试。政府购买学前教育可以很好地解决了入园难问题以及改善学前教育的环境。

购买养老服务仍是关注热点

随着我国逐渐步入老龄化社会，养老问题成为最大的社会问题之一。如何实现从家庭养老到社会养老，政府购买养老服务是成败之关键。很多省市也将这一问题作为政府购买服务工作的突破口。而发展政府购买养老服务也一直是这几年来代表委员关注的热点话题。

全国政协委员、联想集团CEO杨元庆连续9年参加全国“两会”。今年的“两会”所提提案之一就涉及养老服务。杨元庆在养老服务提案中称，目前我国老年人口已超过2亿。但养老服务总体供给不足、市场发育不健全、扶持政策不完善、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仍然突出，社会力量在养老服务供给方面的主体作用尚未发挥。“养老产业也要进行供给侧改革，而社会资本在其中应该发挥重要作用。”杨元庆表示，首先是优化社会力量准入及优惠政策落实机制。国际上的做法是在建设土地、资金和护理人员培训技术方面给予全方位的支持。

事实上，养老服务这几年一直在受到政策的关注。2010年，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跻身“十二五”规划，一些地方政府提出“9073”或“9064”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目标，倡导90%的老人居家养老，7%或6%的老人在社区日间照料所等机构养老，3%或4%的老人在养老院、护理院等机构养老。

2013年9月13日，国务院公布《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提出到2020年，我国要全面建成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养老服务体系。

2014年， 天津市财政局会同市民政局下发《关于调整养老机构补贴标准的通知》，对新建非营利性社会办养老机构建设补贴由原来给予每张床位一次性建设补贴4000元提高到15000元。该市财政局有关人士称，大幅提高养老机构建设运营补贴标准，旨在加快推行政府购买服务改革，按照公建民营模式，实现政府对公共养老机构由“养人”向“管事”方向转变。

2015年3月，北京市出台《北京市居家养老服务条例》，明确了居家养老服务各项条款。

近日，山东省政府印发《山东省养老服务业转型升级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方案》提到，到2020年全省80%以上的公办养老机构转制为企业、社会组织或实现公建民营。《方案》将围绕“把养老服务业培育成一个强大的服务产业”，推动养老服务业成为全省经济转方式、调结构、稳增长的新动力、新优势和新的增长点。到2020年，全面建成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功能完善、规模适度、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体系，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养老床位40张以上，提供就业岗位100万个以上。

政府购买养老服务的深度和广度将影响养老服务的供给，推动养老服务的供给侧改革。

购买法律服务逐步推开

政府购买法律服务相比其他类型的服务而言，在部分地方推广得更为成熟，但是问题仍然存在。法律服务本身有专业的律师事务所作为提供服务的主体，并且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老百姓对于法律服务的需求程度越来越大，因此供需双方的存在，使得政府购买法律服务的推广相对来说较为容易一些，但是在实施过程中仍不乏有多种制约因素。

今年2月底，北京市宣布16个区6878个村居全都有了自己的法律顾问，北京实现了从律师志愿服务向政府购买服务的转型，也实现了从律师流动服务向固定专人服务的转型。

2月25日，广东省中山市出台《中山市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法律服务实操指引》，用政策规范政府购买法律服务。据悉，中山是全国最早一批出台政府购买法律服务实操指引的地市。该《指引》明确在购买方式上，购买律师行业法律服务依法需要履行政府采购程序的，应按照政府采购有关规定进行采购。达到该市公开招标数额标准的，应公开招标；公开招标数额标准以下的，可采用非公开招标方式采购。单笔金额未达到采购限额标准依法不需要进行政府采购的项目，则由购买主体按照“透明、节约、效能”原则自行购买。具体采购过程中，政府采购律师行业法律服务，按规定需委托代理机构的，按中山市政府采购项目委托代理机构的有关规定选定。代理机构应具备1至2名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的从业人员，或聘请法学院校、律师事务所作为法律顾问。采购人还应在购买预算下达后，及时在指定的政府采购信息公告媒体上公示法律服务购买内容、规模，对承接主体的资质要求等信息，并向司法局、财政局备案。政府购买律师行业法律服务进行公开招标、邀请招标、竞争性谈判或单一来源采购的，采购流程按《广东省政府采购工作规范（试行）》执行。合同期限届满前一个月内，由购买主体组织人员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评价，评价结果分不合格、合格、优秀三种。《指引》特别提出，进行政府采购律师行业法律服务的招投标活动，评标方法为综合评分法。

2月29日，广东省惠州市刚刚完成了一项信访局购买信访法律专业服务的政府采购项目，一家当地律师事务所以14.8万元价格中标了这个为期14个月的法律服务项目，也就是说每个月的代理费用仅1万多元。

“实践中，我国部分省市已经在逐步推行政府购买律师公共法律服务，取得了一些可贵的经验。但总体而言，政府购买律师公共法律服务仍处于初始阶段，社会各界的认识普遍不足，市场发育不完善。”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律协会长王俊峰表示政府购买法律服务在其他方面也面临障碍。在政府购买法律服务的机制方面，首先法律服务内容事项不明确，特别是各地出台的目录中，对律师的服务目录仍然狭窄，目前没有较为权威或指导性法律服务政府的目录指引。

其次，法律服务的监督和评价机制还没有建立。律师服务法治政府公开选聘律师的标准和程序，律师准入和退出的工作机制等，还需要建立。服务结案后评估机制，没有公正评判，仅凭领导个人喜好下结论是不行的。另外，没有激励机制也是缺憾。

第三，购买主体方政府机制不完善。政府购买法律服务，涉及财政、民政、审计和相关职能部门，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相关部门分工明确，协调配合，共同推进。

王俊峰认为，律师的主观能动性也未得到充分发挥。“在购买主体的关系上，存在购买双方非独立、平等关系，政府单向主导，低成本购买，职权介入的问题，使得律师的有偿服务不能得到保障，继而失去服务的积极性。”他介绍。

他还认为，政府购买法律服务的数量远远满足不了社会需要。他介绍，当前政府购买法律服务的范围，过于集中在政府法律顾问、法律援助两个方面。律师发挥的作用有限，只起了拾遗补缺的作用。

正是因为政府购买法律服务的范围还比较窄，因此在法律服务的供给侧改革方面大有文章可做。随着法律服务供给侧改革的深入，政府购买法律服务的多样化也将促进法律服务的发展。

除此以外，政府采购会计审计服务、医疗服务、保险服务等等政府通过购买公共服务提供给大众已经屡见不鲜。北京市已经连续好几年通过公开招标定点采购服务的方式将政府购买会计审计服务很好地落地。江苏省通过政府采购会计师服务对汽车定点维修的厂家进行检查。通过专业会计师对账目的审查可以审核出定点维修厂家在价格以及服务方面的诸多问题。

政府采购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提供给大众的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方面，通过政府采购法律程序让政府购买服务规范落地。另一方面，通过需求设置的科学性，也可以引导和促进服务端的供给侧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