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跃堂(200田年以沪深A股为样本运用回归分析模型分析影响我国公司会计政策选择的因素时发现二大契约假设并未得到证实，这二大假设对公司的会计政策选择无显著影响;但对上市公司的特别处理及暂停交易这两条监管政策会对公司会计政策选择产生影响[9]，这一观点与国外研究有一定的差异，有待进一步的研究。但是，刘斌和孙雪梅(2005)采用理论分析结合实证分析的方法对我国低值易耗品摊销方法的选择进行了研究，结论支持了我国会计政策选择中考虑到了政治成本因素与报酬契约因素，债务契约假设未得到验证。此外，徐先知(2010)等也通过对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研究，验证了政治成本、债务契约、报酬契约及管理层风险偏好会对我国上市公司的金融资产分类产生显著影响。

吴水澎、刘斌和刘星(2004)的研究表明巨额冲销与企业规模负相关，与高管人员、董事会变更比例和会计政策变更正相关。

吴江涛(2007)认为，以管理者意图做为会计确认和选择计量属性的基础使会计实践活动复杂化，目_在验证管理者意图时所设置的一系列条件，很大一部分不便操作及不容易理解mo。同时，孙蔓莉、蒋艳霞和毛珊珊(2010)以07年上市A股股票为研究对象，设计了对管理者意图直接检验的指标“证券周转率”，通过实证研究证明“上市公司并不是根据是否为“近期出售目的持有”的原则划分交易性金融资产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这说明了上市公司对管理者意图的表述是不真实的。

曹国华、赖平(2006)在研究净资产和剩余收益对股票定价的影响时指出;每股净资产与股价相关性较弱，Ifu当期的每股收益能比较好地解释股价。并由此推出，在证券市场上，企业持有的其他公司股票价格若上升，则倾向十将其归类十交易性金融资产;Ifu当所持股票价格下跌时，则更倾向十划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土建新(2007)在研究A股上市公司后指出，减少税收支出的动机使大多数公司不愿意其所持有股票价格的变动在当期对损益产生影响，故更倾向十按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计量。他还发现金融类企业比非金融类企业更愿意将金融资产划分为交易性金融资产。

这些观点都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上市公司对管理者意图的表述是不真实的，在金融资产分类中可能存在着会计政策选择的行为。叶建芳、周兰、李丹蒙(2009)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当上市公司金融资产重要程度高时，管理层为避免证券市场股票价格波动对利润影响过大，会倾向十将金融资产划归可供出售金融资产;Ifu在持有期间，面临收益下滑的公司，会倾向十出售可供出售金融资产;Ifu收益不下滑的公司则不会处置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也就说，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比交易性金融资产更容易受到管理层的控制，更有利十管理层达到某种目的。

曹倩倩(2009)发现相对十历史成本为主计量的财务数据，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调整额具有增量信息含量，Ifu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调整额不具有增量信息含量ys}，也就是说，两类金融资产的市场反应存在明显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