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来看，产业结构调整优化、产业内升级对产业转移有相反的作用。其中 产业结构优化对产业转移有阻碍作用，这与预期相反，可能是浙江纺织服装产业 固定资产投资额在1990年至2010年总体上处于上升趋势，与第三产业的比重趋 势相同，是一种趋势回归。也从侧面上反映浙江产业存在严重的二重特征，即纺 织服装业与第三产业并存，都处于发展期，占GDP的比重都很大，并不如预料 那样，纺织服装业会出现大规模转移。此外，第三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基础产业的 支持，纺织服装业作为支柱性产业，对第三产业的发展有巨大的促进作用。而第 三产业的发展，在这里更多体现的是配套设施、生产性服务及环境的改善，促进 了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浙江第三产业的比重高于中西部地区，产 业配套设施及生产性服务都优于中西部地区，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对产业转移产生 阻碍作用。

产业内升级两个指标附加值率和资本/劳动比，其中附加值率与固定资产投 资的关系不显著，资本/劳动比与固定资产投资呈正相关，这与预期不符。可见 资本密集度的提高会阻碍产业转移，产业转移反而会降低资本密集度:附加值率 与固定资产投资的关系不显著，这与预期不符合，不过前面的机理分析已证实， 产业转移与附加值率并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两者的相关性较弱。

从劳动力成本和效率来看，全员劳动生产率对产业转移有显著的负效应。浙 江纺织服装业的劳动生产率比较高，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虽然丰富，但劳动生产 率相对较低，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对产业转移产生阻滞作用。另外劳动力相对成本 与固定资产投资呈负相关，可见劳动力成本推动了产业转移，并且弹性系数大于 全员劳动生产率，可见劳动力成本对产业转移的影响程度大于劳动生产率，这证 实了劳动力成本是纺织服装产业转移的重要影响因素。可见，在其他条件不变的 情况下，面对同样程度的要素供给条件变化，劳动密集型产业由于劳动力成本所 占比重较高，而附加值较低，比其他资本技术密集型等产业遭受的劳动力成本上 升压力更大，促使产业向劳动力成本低的中西部地区转移。Fuchs (1929) , Garrets (1968)和Pluta(1983)的研究也表明劳动力成本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主要 影响因素。

区位方面，产业集聚与固定资产投资呈负相关，与预期不同。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产业集聚已开始出现过度集聚的问题，开始出现扩散效应，预计产业集聚度 将会继续下降。另外，外贸依存度对固定资产投资额有正效应，这与浙江纺织服 装业是典型的出口加工制造业密不可分。专业市场对固定资产投资也有显著的正 响应，这与前面的机理分析一致，可见浙江区位中的市场因素至少目前来讲适合 纺织服装企业的发展。浙江利用区位优势，大力发展纺织服装出口加工贸易，国 际币场需求推动了生产要素(固定资产)不断向浙江集聚，而发达的专业市场开 拓了国内市场，又进一步推动了产业的地理集中，强化了产业集聚态势。但由于 产业集聚的不经济性，边际扩散效应开始出现。不过区位因素对固定资产投资的 影响，即对产业转移的影响要小于生产要素对产业转移的影响。

制度环境中，非国有经济的比重反映了当地市场化程度。回归结果来看，对 产业转移有粘性作用，可见目前浙江的市场环境适合纺织服装业的发展。市场化 程度越高，完成某种产业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就越低，地区的某产业均衡规模就 会越大，进而影响产业转移。浙江的市场化程度远高于中西部地区，意味着浙江 纺织服装产业具有较高的均衡规模，产业转移必然滞缓。除了市场化，其他制度 环境因素对产业转移影响均不显著。这说明市场制度环境是纺织服装产业转移的 关键因素，而税收优惠等政策在产业转移过程中的作用有限。

从样本1990至2002年和2003至2010年的回归结果来看，这两个时间段影响产 业转移的主要因素发生了变化。其中，非国有经济的比例、经济利益分配市场化 的份额、全员劳动生产率在这两个时间段都对产业转移有重要影响。全员劳动生 产率在1990至2010年间，都对固定资产投资有显著的正相关，可见浙江纺织服装 业的全员劳动生产率具有较强的优势，而中西部地区的纺织服装业劳动生产率相 对较低，这会对产业转移产生一定的阻碍作用。

非国有经济占GDP的比重在2003年之前，对固定资产投资有负效应，表明当 时市场化程度并不高。随着浙江的市场化程度提高，对固定资产投资有显著的正 效应，且程度在不断增强。经济利益分配市场化的份额，反映了政府的优惠政策， 对浙江固定资产投资有显著的正相关，且影响不断加强。可见浙江优惠政策具有 较强的优势，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浙江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较小，寻租行为较 少，而中西部在这方面没有优势，虽然对承接产业转移提供一定的优惠政策，但 都是政府行为，常常“朝令夕改”，随意性较大，这会对产业转移产生一定的阻 滞。

从业人员年平均数在2003年之前对固定资产投资有显著的正影响，之后并不 显著。可见早期纺织服装产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随着产业升级，劳动生产率 在其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另外，2003年之后，原材料价格对固定资产投资 有显著的负效应，可见原材料成本的上升，确实推动了产业转移。

另外，区位影响因素修正的EG指数在2003年之前促进了固定资产投资，反 映产业集聚的集聚效应在这期间大于竞争效应，2003年之后并不显著。配套设施 在2003年之后对固定资产投资呈负相关，这与预期相反，可能原因是基础设施的 投资，会降低运输成本，进而会增强欠发达地区的区位优势。布杰瓦藤( Bjorvatn, K., 2001)研究表明，一个国家基础设施的改善会削弱其区位优势，其交易成本 的降低会促使产业转移到那些基础设施相对不完善的国家，因为相对发达地区来 说，墓础设施改善将会增强邻近欠发达地区的区位优势。

圈定资产额在2003年之前并不显著，此后开始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可见固定 资产投资与原有投资存量呈正相关。这说明产业转移的量与原有量成正比例，证 实了产业转移的“路径依赖性”。另外，固定资产具有资产“专用性”的特征， 反映了企业迁移时的沉没成本，而企业留在原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迁移出去会 产生沉没成本(Clark, 1995; Wrigley, 1996)，对产业转移起阻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