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60 多年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纷纷陷入危机之中，难以自拔，中国不仅成功地减小了危机的冲击，而且通过经济刺激计划迅速复苏，年增长率保持在9% 以上，而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继陷入经济停滞、债务危机和政治混乱中，“中国模式”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一种特定的“模式”必然是在与历史和现实存在的不同样式比较中产生的。国内理论界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理论界对“中国模式”的认识有很大差别。我国理论界占支配地位的观点是把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看作是“中国模式”最本质的特征。有人说“中国模式的本质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有人说“‘中国模式’的鲜明特色，就是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但西方理论界对此却有不同看法，他们一般很少提到发展市场经济是“中国模式”的特点。理由很清楚，他们就是市场经济国家，而“中国模式”之所以对经济发展起着比他们的社会制度更突出的作用，一定有一些其他的原因。他们从自己的视角观察，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我们应克服看问题的片面性，认真参考其观点。英国学者马丁•雅克在新著《当中国统治世界时: 中国的崛起与西方世界的终结》中认为，中国的统治方式是西方式的，但它的价值观并不是西方式的，政府以及大家庭是中国的社会机制，这与现代西方社会不同。［3］西班牙驻华使馆前商务参赞、西中企业家委员会主席恩里克•凡胡尔认为“中国模式”具有政治专制的特点。在他看来，中国国家政权的作用不局限于提供补贴和监管，还包括确定经济发展方向和目标、引导经济体制向符合市场需求的方向发展。［4］在这里，他所谓的政治专制实际上就是指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和共产党的领导。国外学者的研究为我们思考“中国模式”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中国模式”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经过长期发展形成的、符合中国实际的、具有鲜明制度特色的、成功的经济社会发展方式，其实质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俄罗斯科学院研究员亚历山大•萨利茨基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谈到，尊重历史和善于计划是中国取得成就的两个重要因素，而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检验。他认为，与以往用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检验中国发展的实践不同，邓小平让人们用实践来检验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应当说，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经受住了中国实践的检验。［5］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来看，“中国模式”的成功既是中国自身的成功，也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成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不仅使西方国家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也极大地推动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中国模式”的成功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特点的发展之路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参考。20 多年前，邓小平同志就曾预言: “我们的改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际范围内也是一种试验，我们相信会成功。如果成功了，可以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6］今天“中国模式”的初步成功已经产生了这样的影响。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研究主任、资深研究员李成认为，“事实上，这一模式已经在不同程度上被一些国家所效仿。这主要体现在经济发展方面。因为这些国家看到，完全市场化很多时候并不能带来他们所期待的结果，往往还会导致大量社会和政治问题。”［7］正如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所说，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表明，中国“已成为所有第三世界国家最大的希望和最好的榜样”。［8］这是“中国模式”的世界意义所在。二、“中国模式”的实质事实上，“中国模式”是在新中国成立60 多年的风雨中磨砺出来的。新中国60 多年的发展经过了各种各样的改革探索和不断的自我完善过程，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转变。把市场作为一种与计划一样的发展社会主义的方法和手段，是邓小平同志的伟大创举。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市场经济的确解放了生产力，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但也应认识到，市场经济不是一个独立的力量，它作用的力度、范围是在其所在的基本制度下形成的。我们的市场经济首先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决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国家主导下发挥调节作用的，忘记了这一点是不对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更加明确了国家经济发展规划的重要性。因此，当我们谈到“中国模式”时，把市场经济放在首要地位是不符合实际的，是一种肤浅的认识。应当看到，市场经济只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利用其来发展生产力的方法和手段。“中国模式”的实质可归纳为三方面内容: 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坚持政府制定的规划、计划和产业政策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充分发挥市场在增强企业活力和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这是中国模式的三个基本构成要素，也是获得成功的三个最根本因素。( 一) 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近年来，一些西方学者和媒体在谈论中国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时，与过去比较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特别重视中国共产党领导作为执政党所起到的作用，一些人把共产党领导看作是决定中国发展过程中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首要的决定性因素。这反映了那些不带政治偏见的理论界人士对中国发展问题的研究逐步深入。在关于“中国模式”的实质的论述中，比较一下一些西方学者的看法和我国理论界一些看法，会发现一个特别的现象。我国一些学者强调的是从西方社会学到的一些东西，如认为实行了市场经济是中国模式取得成就的最重要原因; 而西方有深刻见解的学者们，却把中国独有而他们社会所没有的东西看作是有决定意义的因素。如，很多学者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一党执政看作是真正有决定意义的方面。这种情况应当引起我们深思。著名美国未来学家约•奈斯比特在《中国大趋势———新社会的八大支柱》一书中，深入研究了中国发展道路问题。他在书中一开始就强调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我国一党执政的政治制度的作用，在谈到中国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时说: “分析中国自身的条件和优点，我们不难发现，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是坚定不移地为中国人民谋利益的。这种长远策略方针的执行不会像西方国家那样因为总统任期的结束而中断。中国也没有导致国家分裂的党派斗争，没有因为路线的突然改变而使发展受阻。相反，它一直坚持着改革开放初期所指定的共同目标。自上而下的战略方针与自下而上的参与相得益彰。”［9］宋鲁郑在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上发表一篇文章说: 一些学者关于中国成功的原因讲了很多点，但都回避了政治制度因素，中国有效的一党制才是经济成功的真正原因; 中国一党制的优势之一在于可以制定国家长远的发展规划和保持政策的稳定性，而不受立场不同、意识形态相异政党更替的影响。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指出，一党专政虽然有缺点，但如果像中国这样，这个政党有一群相当开明的领导人时，就会成为巨大的优势。这个政党可以强行实施政治上很艰难但对一个社会在21 世纪的发展来说却极为重要的政策。以上几位学者的观点还只是表面的观察，对中国共产党有这样大的威信、凝聚力和创造力的根源还缺乏理论深度。但即使是较肤浅的看法，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把握了真理。这对我们一些还停留在只从学习西方找原因的人们来说有启迪作用，而且也给了我们以思考: 第一，政党、国家机器都是属于上层建筑，把它看作是经济发展模式的因素甚至是最重要的因素是否合适? 政党和政府一般说都属于上层建筑，是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但应当看到，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建立后，政党和政府的性质有了重大变化，它具有双重性，既是上层建筑，同时又是国民经济的组织者和管理者，这与非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与资本主义制度中的政党和国家不同。第二，中国共产党凭什么样的力量把全国人民团结起来，统一了他们的思想，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增强了全国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很多人把这种力量归结为我们的文化传统，是继承了儒家的文化。这显然是不对的，儒家思想支配了我国两千年，但其对推动历史前进和经济发展的作用并不大。指导中国共产党思想的理论基础是什么呢? 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 “沖喨鵢??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正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武装起来，才使中国共产党获得了不论在战争时期或在经济建设和改革时期无穷的力量。它的权威性和凝聚力皆出于此。这一理论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它武装了中国工人阶级的思想。正是基于这一理论，中国共产党把每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作为自己的理想和长远目标，形成全党的理想信仰。因此，我们并不是把共产主义看作是人道主义的实现，而是看作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另外，中国共产党总是把长远目标和当前目标结合起来，把长远理想目标具体化为一定阶段行动的共同目标，这就是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把这一阶段任务看作是最后实现每一个人全面自由发展的共产主义这一长远目标的必要过程。共同的世界观、历史观及由此决定的共同的价值观和理想目标，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全党和全体人民群众在根本利益上的一致，不存在根本利益对立的狭隘利益集团，党的内部也不存在根本对立的派别，分歧主要表现在实现理想目标的具体道路、步骤和方法上，这些都可通过讨论协商得到解决。实践证明，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模式”的坚定基础。中国共产党人除了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之外，没有任何本身的特殊利益，这正是它赢得广大工农群众和知识分子衷心拥护的根本原因，也是凝聚人心实现党的方针政策推动社会前进的强大力量的根源所在。( 二) 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我国国有经济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它代表着最先进的生产力，是新的生产力的创造者，从而在生产力的发展中起主导作用。而社会主义国有经济，最根本的一点就是通过它的主导作用，引领整个国民经济从资本主义生产把利润作为决定性动机，转变为为了人本身，使社会生产能最大限度地满足全体人民的需要，实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保证全体社会成员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果实。同时，国有经济在贯彻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中起到骨干作用，国有企业能积极落实国家的各项决策，这对提高整体国民经济效益起决定作用。因此，必须坚持国有经济主导地位，它决定了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在坚持国有经济主导地位的基础上，通过调整所有制结构和国企改革，积极探索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国有企业经营管理模式。实践证明，经过改革和调整，国有经济的竞争力显著增强，国有大中型企业在国民经济重要行业、关键领域越来越具有积极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中国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在应对2008 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中得到凸显。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至今，中国经济的复苏是最迅速的，这主要得益于中国政府强有力的经济刺激计划，但这一计划如果没有国有经济的支撑将无法有效实施。在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的公有制经济的推动下，中国不仅经济迅速复苏，而且对世界经济的恢复也做出积极的贡献。而美国则相反，国际金融危机后的经济刺激计划主要依靠私人消费和私人投资来推动，实际的效果到底如何，现在并不明显。在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前提下，还必须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经的历史阶段，从而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这是我们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一个最重要的区别，这也是我们的国有企业改革得以较顺利进行和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在经济发展上实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充分调动全社会的一切积极因素，在全民所有制经济还没有足够的生产要素吸收全部劳动者的条件下，必须大力支持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让它们发挥创造社会财富的积极性，任何对它们的歧视都是不应该的。
( 三) 坚持政府制定的规划、计划和产业政策在经济建设中的主导作用，充分发挥市场在增强企业活力和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中国模式”的另一个特点是可以集中主要力量办大事，使政府和其制定的规划在经济建设中起主导作用。马克思早就指出: 市场盲目支配和按科学预见发展生产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个制度下的一个本质性的区别。马克思指出，“构成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实质的供求规律的盲目统治和构成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实质的由社会预见指导社会生产。”［10］按社会预见指导社会生产是“中国模式”的一个本质特征，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所在。坚持国家规划和计划对经济整体发展的指导作用，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正是推动由社会预见指导社会生产这一理论的具体化和发展。由社会预见指导社会生产在当前离不开政府的主导作用。但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一些人由于迷信西方经济学和西方制度模式，他们怀疑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能否成功，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已经对这些观点从实践上给予了有力的驳斥。正是有了政府的引导，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顺利进行，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才能取得今天的成就。在事实面前，很多人改变了原来的看法。福山在接受日本某政论杂志专访时就中国的发展模式提出新的观点，认为以“负责任的权威体制”为价值内核的中国模式代表着集中和高效，实践证明，西方自由民主可能并非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点。随着中国崛起，所谓“历史终结论”有待进一步推敲和完善。正确、充分地利用市场发展社会生产力也是“中国模式”的一个重要特点。之所以说其正确，是因为我们的市场是在国家规划和计划的指导和规制下发展的。市场发展的充分性体现在: 我们是在国家规划下，放手让它发展。之所以放手，是因为它的总方向是适合发展需要的。但由于它们分散、宏观信息缺失，看不到它们在国民经济范围内的地位，必然有大量的决策不符合规划要求，这就需要通过宏观调控加以调整。我们摈弃了一步跨向一切按计划进行生产的空想作法，把利用市场看作成一种发展经济的有效方法，将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引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使国家计划与市场正确结合起来，从而激活了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力。通过引入市场，我们开始找到一条能够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更有效途径。利用市场来发展社会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通过发展市场走向资本主义，是一个必须澄清的问题。我们引入市场的作用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而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们实行的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的市场经济，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上，我们强调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对市场是一个利用的关系。从市场作为一种经济发展的手段和方法来说，学习利用好市场成为推进经济快速发展的一个极重要方面。利用市场经济好比是如虎添翼，使社会主义制度得到了更好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实行市场经济也就成为“中国模式”的一个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