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新教伦理在西方企业家精神的形成和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英特尔副总裁帕特·基辛格的例子说明了这一点。中国的企业家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汲取新教伦理的营养：只有懂得服侍别人才能更好地领导别人的仆人式领导观念、尽可能地赚钱省钱和捐钱的财富管家观念、信仰家庭工作三者的平衡观念。在全球化日益深入发展和不同民族间经济文化出现越来越多交流、碰撞和融合的背景下，通过与中国传统儒商文化的协调融合，新教伦理在中国企业家精神的再塑造中将扮演重要角色。

关键词：新教伦理； 企业家精神； 中国


在市场经济中，企业家是重要的参与主体，因此企业家精神不仅对于企业家自身，而且对于整个市场经济的良好运行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经济学家熊彼特强调企业家精神是市场经济的灵魂，而企业家以从事“创造性破坏”的创新活动为其特质。欧美国家两百多年来的资本主义发展史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企业家为自己和社会创造价值和财富的历史。
　　中国现在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和建设，同样需要一大批的企业家做先锋、做后盾、作支撑。三十年多年来，中国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在全球五百强中出现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然而相对来说，中国企业家精神的塑造和培育要滞后很多，我们的企业家还缺少一个精神和信仰层面的内核。
　　本文首先对西方企业家精神的新教伦理渊源进行一个简单的解读，并通过一个案例进行具体的阐释；接下来探讨这种西方的新教伦理对于中国企业家精神的再塑造有怎样的借鉴意义，主要从仆人观念、财富的管家观念、信仰家庭工作的平衡三个方面进行分析；最后，通过与现实的结合，对中国企业家精神的未来提出合理期待。
一 对西方企业家精神的伦理解读
　　什么是近代以来西方的企业家精神。笔者认为至少包含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把在世上创造财富视为“天职”，即为了荣耀神和“为神所喜”，并因此而殚精竭虑、持久不懈地工作劳动；第二个层面是崇尚生活中的节俭，厌恶铺张浪费，并通过各种慈善手段将自己在世时创造的财富回馈给社会，如卡耐基所言：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
　　在欧美国家，具有这种精神的企业家有很多，包括历史上的洛克菲勒、卡耐基，以及今天的比尔盖茨。下面我们通过另一个同样非常典型的案例来进行具体的阐释。
　　帕特·基辛格是英特尔的现任副总裁和数字企业事业部总经理，是一位典型的基督徒企业家。在帕特2010年出版的《平衡的智慧》一书中，他指出自己是把信仰放在第一位，家庭放在第二位，事业放在第三位，这样看似不合理的次序安排在他看来却是最受上帝祝福的安排。他在书中为实现这样的使命又将之内化和细化为21个具体目标，其中信仰类9个，家庭类5个，事业类7个。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一方面基辛格将祷告、读经、查经和奉献等宗教事工都一一列在目标中，另一方面在个人的家庭和事业方面，基辛格也是尽可能的从基督信仰出发。基辛格的案例体现了基督教的伦理和信仰在一定程度上也视作是信仰生活的一种外在表现。
二 新教伦理与中国企业家精神的再塑造
　　帕特·基辛格是在西方特有的基督新教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企业家，而中国无神论者占多数，同时有着自己历史悠久的传统和文化，因此可能乍一看来新教伦理与中国企业家精神的塑造没有多大关系。但是笔者以为现在的世界是一个更加开放和包容的世界，全球化不仅体现在国家之间经济层面的日趋互补，更体现在不同民族间文化的互相融合上，而这种融合会反过来促进世界经济的继续向前发展。
　　接下来笔者先简要评述中国的企业家精神。坦白来说，中国的企业家精神在民族历史上一直相对缺失。中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实际上只有商人，而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很少。另外，中国的“官本位”文化使得企业家往往注重与政府结好关系，这样在短期内可能会获得一些利益，但从长期来看未必是好事。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国诞生了许多新一代企业家。但是中国的企业家在社会公众中的印象却并非完全是正面和积极的。一方面企业家的所谓 “原罪”、缺乏慈善意识、行贿官员等负面形象广受公众和媒体诟病；另一方面企业家自身的生存状态堪忧，尽管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家开始出现在各类的全球富豪榜榜单中。笔者认为我们可以大胆的借鉴新教伦理中的有益成分，从而再塑造出我们中国自己的企业家精神。
1 新教伦理中的仆人式领导观念
　　什么是所谓的“仆人式领导”，这与新教伦理又存在怎样的关联呢？
　　美国的管理学家罗伯特·K．格林利夫在1970年首次提出“仆人式领导”概念。他认为“作为仆人式领导，首先要有天生愿意服侍他人的心，服侍是第一位的。然后才是通过有意识的选择，促使一个人渴望去领导别人。他的与众不同之处就表现在这位做仆人的对别人的关心上，即确保别人最迫切的需要得到优先满足”。
　　近几十年来仆人式领导的观念在西方的管理学界引起了一场革命，越来越多的企业家认同并在自己的企业管理实践中采用这样的理念。笔者认为，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有两大原因，一方面是由于随着当今社会知识经济的迅速发展，社会出现了越来越明显的扁平化趋势，表现在企业里就是领导与员工之间早已不再是资本主义积累早期那种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而是双方处于相对来说更加平等与合作的地位；另一方面是由于西方基督教的文化伦理背景。耶稣在世间时就是一个最好的“仆人”式样，他甚至亲手为自己的门徒洗脚。在新约约翰福音13章14到15节记载耶稣为众门徒洗完脚之后对他们说：“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作的去做。”
　　相形之下，中国传统的文化中缺少这种仆人式领导的观念。儒家倡导秩序和礼制，即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和长幼尊卑，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中国的企业家往往把自己的企业当做是自己的一个帝国，而自己则是帝国中的国王，其他所有的下属都应该唯自己的意志是从。因此中国的传统企业都或多或少带有一定的帝王式管理色彩，笔者认为这样的管理理念与现代市场经济对企业家的要求是不相称的，更是与企业家精神的要求是不相称的。因此基督新教中的仆人观念可以而且应当用来对中国传统的帝王思想进行消毒，使更多的中国企业家能够成为仆人式的领导。
2 新教伦理中的财富管家观念
　　在基督信仰中，人类是作为财富“管家”的身份而存在的。“管家”意味着我们有义务有责任去管理好世上的财富，并让财富不断地保值增值，但是我们并不是财富的主人，因此应该让这些财富再通过一定的途径捐献给社会。如果用一句话概括这种管家式的财富观念，那就是：尽可能的赚钱，尽可能的省钱，尽可能的捐钱。
　　很多西方的企业家都是践行这种财富观的典范。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洛克菲勒不仅缔造了当时全世界最大的石油垄断公司，而且也把自己的大量财富通过基金会等方式捐献给社会。而他的这种捐献行为绝非在他成为富翁之后，甚至当他十几岁在一家干货店里当小职员时就已经开始了自己严格的慈善捐款行为。
　　相形之下，在中国的企业家身上很少能够看到这样的行为。我们尽管有儒家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来鼓励并且规范人们的经商从业行为，但另一方面“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无商不奸”等俗语又从侧面反映出很多企业家实际上是通过违反商业规则、钻政府政策的空子等来赚取昧心钱。至于企业家的社会捐赠，中国更是缺少这样的传统。有什么样的财富观念，才会有什么样的追逐和使用财富的行为。在发展现代市场经济的今天，我们呼唤好的商业伦理和商业道德，而新教伦理中的这种财富管家观念无疑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3 新教伦理中信仰家庭工作三者的平衡观念
　　新教伦理不仅教导人们要勤奋努力地工作，追求并善用财富，而且还不断地提醒人们要将信仰和家庭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在信仰方面，圣经多处记载有人们应当“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应当经常参加教会的礼拜、团契等活动。在家庭方面，圣经传道书第四章第九节记有“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鼓励人们缔结主内的婚姻，并且夫妇之间应当彼此“顺服”。这些看似和经营企业无关的事情，却在许多西方企业家的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简言之：经营企业并不是生活的全部，只有把信仰家庭工作的优先次序搞对，在工作上才会得到更加美好的祝福，取得更大的成就。
在《平衡的智慧》一书的序中，肯·布兰佳（《一分钟经理人》的作者）区分了职场中两类不同的人：工作狂和高效的人。前者是指永远不知道如何关闭马达的人，而后者则是指这样的人——虽然有时候也会加班加点的工作，但是他们会在进入家门后全心地与配偶和孩子们在一起。显然，尽管工作狂令人敬佩，但是我们更应该努力成为高效的人。
与之相比，中国的企业家往往是拥有万贯物质财富，在精神生活和家庭生活上却相对贫乏，由此也导致了企业家自身的生存状态堪忧，甚至会出现自杀等极端事件。一方面是企业家自己非常忙碌，常常没有时间顾家，另一方面是这种压力往往会导致非正常的宣泄手段，比如包养情妇等有违社会伦理道德的现象近几年经常见诸报端。一份好的信仰、一个好的家庭是事业发展的坚实保障，反之也会成为事业发展的羁绊。相信新教伦理中关于信仰家庭工作平衡的观念可以给中国的企业家一些有益的启示。
三 新教伦理与中国企业家精神的未来
中国发展市场经济需要企业家精神的重塑，笔者认为在这个过程中新教伦理可以而且应该发挥重要的作用。理由有二：其一，尽管人有宗教信仰之别，尤其是中国大多数人尚且不认识神和不信神，但是经营企业有共通和可以相互借鉴的地方，比如经营理念、财富管理等等，因此借鉴前文所述新教伦理中的仆人理念、管家理念和平衡观念，并与中国传统的优秀儒商文化相结合，这应当成为中国未来企业家精神的应有之义；其二，基于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急剧变化，近三十年来中国不仅经济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且人们的精神和信仰层面也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表现就是宗教信仰尤其是基督新教的复兴。笔者认为，中国基督徒企业家群体的出现和不断扩大是一个好现象，这一群体正在亲身实践新教伦理、企业经营、本民族文化传统三者之间的融合协调，相信他们会在塑造中国未来的企业家精神中发挥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