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新常态最早见于国外金融机构对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复苏过程的描述。经济新常态概括了这种状态，于是被广泛地移植和使用。用于描述我国经济时，经济新常态所指代的阶段、强调的重点仍未固定。经济新常态有时被用于指代当前三期叠加阶段，有时用于指代未来中高速增长阶段，有时用于指代对2003年以来“非常态”增长的回归。然而，随着我国经济形势发展和讨论增多，经济新常态内涵逐渐明晰。
一、经济新常态的提出——从“克强经济学”到“习近平常态”
2013年4月，国内第一次提出“克强经济学”的中文概念，指出新政府的宏观管理思路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强化市场、放松管制、改善供给将取代需求管理成为新政府的施政重点，大规模刺激不可能重演。
判断虽易，坚持不易，尤其是2014年以来，经济失速下滑、房市摇摇欲坠、央行定向降准……，面对问题重重的中国经济，是要放任崩盘？还是要走刺激经济的老路？社会各界质疑声不断。
在这样的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于2014年5月在河南考察工作时第一次提出经济新常态，指出中国经济已迎来不同于任何历史时期的经济新常态。经济新常态的提出使中国社会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经济正逐步告别粗放式发展的旧常态，正逐步走向集约式发展的经济新常态，未来一段时间中高速增长将成为一种常态。
经济新常态一词一经提出便得到国内外各界的广泛关注，但对经济新常态的理解却一直未达成共识。2014年11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APEC领导人峰会上首次从增速、结构、动力三个方面系统地阐述了经济新常态的内涵。
201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进一步丰富了经济新常态的内涵，至此，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内涵得以明晰。与其他国家以危机救助为目标提出经济新常态不同，我国经济新常态是在客观认识国内外形势的基础上所做出的从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的一种判断。如果说“克强经济学”是为当期中国经济开出的一剂良方，“习近平常态”则是给出了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方向。
二、什么是经济新常态？
经济新常态之“新”，意味着不同以往；经济新常态之“常”，意味着相对稳定。其中，“新”体现在几个转变，即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从粗放型增长转向集约型增长，经济结构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从要素、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常”则意味着这种转变不是短期的、暂时的，而是长期的、持续的。
深入认识几个转变的内涵是全面理解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要基础。经济增速的变化是经济新常态的基本特征；经济发展方式的转换是经济新常态的基本要求；经济发展动力的转换是经济新常态的核心内涵；资源配置由市场起基础性作用是经济新常态的机制保障；产业结构转换是经济新常态下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主攻方向；经济福祉由非均衡型向包容共享型转换是经济新常态的发展结果。因此，经济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走向经济新常态的发展逻辑将是：以中高速增长为出发点，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助力培育新的增长动力，并以产业为载体实现经济结构优化升级，进而完成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与旧常态相比，从宏观总需求、微观市场特点、经济风险、资源配置和宏观调控等方面来看，步入经济新常态的中国经济正在发生以下9大趋势性变化（见表1）。
表1 经济新常态相对传统模式的趋势性变化
传统模式 经济新常态
需求 消费需求 模仿性排浪式 个性化、多样化
投资需求 高强度大规模开发建设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
出口和国际收支 国际市场空间扩张很快 全球总需求不振、低成本比较优势发生变化、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正在同步发生
供给 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 供给不足 产能过剩，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作用更加凸显，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将成为产业组织新特征
生产要素
相对优势 劳动力低成本 人口老龄化、农业富余劳动力减少
市场竞争特点 数量扩张和价格竞争 质量型、差异化为主的竞争
资源环境约束 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空间相对较大 环境承载能力已达到或接近上限
风险 经济风险积累
和化解 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隐性风险逐步积累 各类隐性风险逐步显性化，风险总体可控，但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将持续一段时间
调控方式 资源配置方式和宏观调控方式 刺激性宏观政策 全面刺激政策的边际效果明显递减
三、认识经济新常态的几个重要原则
经济新常态对应着潜在增速、经济结构、增长动力三大变化。进入经济新常态，宏观经济运行、企业盈利、财政收入、区域发展等都将出现与以往不同的变化。客观、准确地认识经济新常态需要关注以下几个原则。
第一，增量和总量变化的关系。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中，部门内的优胜劣汰带来的力量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传统生产要素从效率低下的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的转移仍占重要地位。结构变化中，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重要，但投资依然对促进中长期增长发挥着基础性作用，优化投资方向、提高投资效率的空间仍较大。服务业成为重要的新增动力，但其主要部门仍是生产性服务业。只有在巩固工业发展的基础上才能促进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正确处理增量和总量的关系，进一步优化传统增长动力，才能为新动力的培育提供宽松的经济环境。
第二，潜在增速和实际增速的关系。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我国经济具有较长时间保持7%左右增长的潜力。然而，一方面这样的增速需要通过推进改革，适应供需条件变化，培育经济新动力才能实现；另一方面潜在增速也不应成为每年的目标增速。受到内外部各种因素的冲击，实际目标增速需要同时考虑潜在可能性和现实条件。
第三，历史规律和现实创新的关系。无论是经济新常态还是中高速增长阶段，都是结合历史经验和逻辑推演的预测，是排除不确定性影响后对大概率事件的估计。20世纪70年代，没有历史经验、也没有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能够确凿地预测到我国这样一个超大经济体能持续高增长30年。当前技术革命速度加快，国际化程度高于历史水平，双边多边合作提供的发展机遇难以估量，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发展提供需求的空间超越以往，能源革命对全球经济积极影响还有待评估，进入经济新常态仍有大量不确定的因素。历史规律只是参考系，经济能健康可持续运行，生产要素能得到充分利用，才是未来确定现实增速的直接依据。
四、经济新常态超越了哪些旧教条？
中国经济新常态在本质上是一个从传统的稳态增长向新的稳态增长迈进的一个“大转换时期”，与发达国家经济新常态近年来所言的“危机后经济恢复的缓慢而痛苦的过程”具有很大的差别。
一是经济新常态不是重返危机前繁荣状态的恢复过程，是在全面结构性改革进程中重构新的增长模式和发展源泉的过渡过程。
二是经济新常态是一个增速变化的常态。它是一个潜在经济增长在波动中逐步回落的过程，不是马上就步入新的稳态增长路径，因此它不是一个增速不变的常态。
三是经济新常态的主题词是“改革”、“结构调整”，而不是“危机救助”。经济新常态不仅是一个“去杠杆”、“去产能”的危机救助过程，更为重要的是，它是一个结构问题在不断凸显中得到重构的过程，一个风险在不断暴露中得到缓释的过程。因此，改革和结构调整是经济新常态的重中之重。
四是中国经济新常态更具有复杂性。它不仅是房地产周期、全球化周期、存货周期以及固定投资周期叠加的产物，同时也是“增长速度的换挡期、结构调整的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中等收入陷阱敏感期”等多期叠加的产物。因此，无论与其他国家相比还是与旧常态的中国经济相比，经济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将更为复杂。
五是中国的经济新常态结构性改革的主体不是发达国家的局部调整，而是全面改革与全面结构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