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因素。科学技术的充分应用能够极大地推动一个国家的生产和就业,有效地促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改善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以及质量。然而,发展中国家用于高科技科研开发的支出与发达国家相比,具有很大的差距,由此阻碍了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乃至经济发展。发展中国家使企业整体的技术进步的途径之一是充分和有效利用跨国公司的FDI。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加大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力度,将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水平通过技术溢出效应,推动经济的增长,提高经济的效益和质量。

四川省由于受地理位置和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影响,在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方面,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起步较晚。四川省最早开始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是在1985年,此后无论在引进规模,还是在合作领域、方式和内容上都有很大的发展(鲁玥、周慧英,2007)。根据“四川工业经济发展60年辉煌成就”新闻发布会所发布的信息,外资企业总产值在1998年为112.81亿元,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2.95%。而到2008年,全省累计批准外商投资企业8 628户,世界500强企业已在川落户142家,外资企业产值增加到942.84亿元,是十年前近9倍,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8.53%,提高了近6个百分点(http://www.sc.gov.cn)。2008年,四川省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为30.8842亿美元,比2007年提高了207%①。

虽然四川省外商直接投资逐年增大,经济也在不断增长。但针对外商直接投资对四川省的技术溢出效应问题,客观的、实证的研究还不多。本文将采用计量经济学模型实证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四川省的产出的影响,力求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问题给出一个客观的评价。

二、文献综述

FDI的技术溢出效应是存在的,但这种溢出不是FDI本身带来的,而是FDI造成的竞争加剧迫使东道国企业提高了效率(刘志铭、申建博,2006)。随着我国引入FDI的规模逐渐增加,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已成为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于是,我国学者在国外关于FDI技术溢出效应的理论与实证研究的基础上,逐渐把研究重点集中于FDI对我国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沈坤荣、耿强(2001),王海云、史本山(2007),何洁(2000),汤勇(2005)等学者经过研究认为,FDI对我国企业具有较为明显的正技术溢出效应,而包群、赖明勇(2002)认为,FDI虽然促进了我国的技术进步,但外资企业对国内企业的技术溢出效果并不明显。祖强、梁俊伟(2005)对FDI在各个行业的技术溢出效应进行了量化分析,发现制造业、建筑业接受FDI的技术辐射效应比其他各个行业都要显著;采掘业、交通运输、教育、文化等行业的技术溢出指数呈中性;农、林、牧、渔业、社会服务等八个行业的技术溢出指数为负值。

三、模型设定和数据来源

国内学者关于FDI对我国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结果不尽相同,本文试图以四川省工业部门为例,实证研究FDI对四川省工业部门的技术溢出效应。

(一)建立模型

由于数据的限制,本文将整个工业部门作为研究对象,借鉴许多学者的研究思路(赖明勇、包群,2003;张薇、于丽先,2009),利用传统的Cobb-Douglas生产函数,将影响FDI技术溢出效应的要素内生到生产函数中。假设产出受到资本和劳动力的影响,而资本可以分解为自身所拥有的资本和外来资本,于是,用Cobb-Douglas生产函数,把生产函数可以写为

Y=f(K,L,Kf)=AKαLβKfγ(1)

其中:Y表示产出,用工业增加值表示;A代表技术水平,短期内不会发生变化;K表示资本投入,为直接和间接构成生产能力的资本存量,用工业总资产估算;L表示劳动投入,用工业从业人数估算;Kf表示外商资本投入,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实际利用额估算。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指外商直接投资,包括外国企业的投资和来自港、澳、台企业的投资;α、β分别表示自有资本与劳动的边际生产弹性,γ表示FDI的边际生产弹性。

本文假设FDI对于四川省的技术溢出效应主要来自于外资企业对资本的运用后是否对工业部门产值的增长起到了影响。如果FDI对工业部门产值的增加的资本运作促进了,那么,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为正;如果FDI的资本运作抑制了工业部门产值的增加,则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表现为负。

为了反映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对公式(1)进行全微分,并进行变换,得到公式

可见,产出的增长率除了受自身拥有的资本和劳动力的影响外,也取决于外商直接投资的产出弹性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率。显然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就体现在γ上,γ的正负反映了FDI技术溢出效应方向,如果大于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否则,将对促进发展产生消极的作用, γ的数值大小反映了FDI技术溢出效应的程度。

根据模型(1)和(2)的理论,本文将计量经济学模型设定为

lnY=c αlnK βlnL γlnKf μ(3)
其中,c为常数项,μ为残差。

由于资本存量和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发展所产生的效果都有一定的时滞,本文假定滞后期为1期。因此,模型(3)改写为

lnYt=c αlnKt-1 βlnLt γlnKf(t-1) μ(4)

本文关注的重点是外商直接投资系数 的正负和绝对值大小。如果γ>0,而且在统计意义上是显著的,则说明FDI对四川省工业部门的经济增长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能推动四川省的经济发展,具有技术溢出效应。如果γ<0,而且在统计意义上看是显著的,说明FDI对四川省工业部门的经济增长并没有起到积极的技术溢出效应,或者对当地工业部门的经济发展却起到了抑制作用。

(二)研究对象与数据选取

本文选用四川省全省的工业部门作为研究对象,以工业部门的经济发展水平代表四川的经济发展水平。选取的样本区间是1999-2008年,全部数据来源于《四川省统计年鉴》各年版中的“各地区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工业增加值”、“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主要指标”、“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

在数据选取中,产出Y用工业增加值测算。因为工业总产值中,各企业之间存在产值重复计算的问题,而工业增加值所反映的是工业部门生产的最终成果,所以,采用工业增加值代表产出。同时,工业增加值也可以作为技术进步的指标,工业增加值不仅能体现企业的技术进步率,而且还包含了企业在经营管理上的改进所带来的效率的提高,这种效率的提高与外商直接投资所带来的扩散溢出效应密不可分。因此,为了与本文考察的FDI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目的相一致,采用了工业增加值作为产出的观测值。

对于资本存量K,本文采用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资产(当年价)进行测算。由于资本存量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具有一定的滞后效应,因此,把资本存量的观测值滞后一期。劳动投入L采用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测算。Kf 用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测算,为统一货币单位,采用人民币汇率年平均价把美元转换成人民币,考虑到直接投资对经济发展也具有一定的滞后效果,因此,对Kf 也取滞后一期的数据。这些数据由表1所示。


四、FDI对四川省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

为了研究FDI在四川省的技术溢出效应,本文运用四川省工业部门1999-2008年的样本观测数据,利用Eviews软件,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对计量经济学模型(4)进行了估计,得到的估计方程为

lnYt=-10.839 2.987lnKt-1-1.080lnLt-0.520lnKf(t-1)

(7.53)(-2.07) (-2.10)

(0.0003) (0.0826)(0.0805)

R2=0.9875 R2=0.9813 F=158.6063D.W.=1.9317

其中,第2行和第3行括号中的数值分别表示对应参数估计量的t统计量和t检验的相伴概率。由回归方程给出的估计结果可知,调整后R2=0.9875,接近于1,表明该模型的整体拟合度较好。统计量F=158.6063,F检验的相伴概率为0.000,说明该模型中的变量之间线性关系显著,回归方程总体效果显著。从参数的显著性检验来看,资本存量Kt-1 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置信度达到了99.97%。劳动投入 置信度达到91.74%,实际利用外资额Kf(t-1) ,置信度为91.95%。对此,本文认为回归模型的置信度是相当高的。

由于资本存量lnKt-1的系数为2.987,大于零,显示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来自四川自身的滞后1期资本每增加1%,会导致四川的产出提高2.982%,表明四川自身资本的产出弹性很高,四川省的资本存量依然是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回归方程中的劳动力lnLt的系数-1.08,为负值,这似乎与经济理论相违背,但本文认为在所研究问题的期间内,由于四川省国有企业居多,尽管对这些企业进行了改制,裁减了大量冗余人员,但企业的效益逐年上升,表现为劳动力数量与产出的产值呈现负相关关系。这一负的系数可以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国有企业改革中大量精简员工的举措对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总产值是显著有效的,国有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应当继续坚持下去。

外商直接投资lnKf(t-1) 的系数γ为-0.52,为负值,说明了外商直接投资没有对四川省工业部门的产值的增加起到积极作用,反而对四川省工业部门的产值的增加起到了阻碍作用。四川省的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个百分点,四川省工业增加值就减少0.52个百分点,说明在四川省的工业部门,外商直接投资没有产生正的技术溢出效应,反而有负面效应。

对于导致外商直接投资对四川省的技术溢出是负向的这种结果,本文认为主要的原因是:①尽管对四川的外商直接投资在逐年增加,但规模和数量都比较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09)中的数据计算得到,在2008年,实际外商直接投资在四川的投资额只占到全国的1.27%,显示外商直接投资的“聚集效应”不明显,因此,可以认为外商直接投资作为投资在推动四川经济发展中作用不太明显;②四川处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比较落后,技术基础也比较差,使得技术吸收能力相对东部而言还有很大差距,影响了外商直接投资在四川省的技术溢出效应的发挥,这也验证了刘和东(2009)认为的因技术吸收能力弱而影响技术溢出效应发挥的结论;③政府没有制定出很强的对技术溢出具有导向性的产业政策,加之四川省合资企业比较少,竞争不明显,使得企业缺乏促成技术溢出的利益推动,没有促成技术溢出和吸收技术的内在动力。
尽管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外商直接投资对四川的经济发展没有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并不是意味着四川省就不去下力气积极地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而是要积极地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这是因为外商直接投资可以促进本地企业的投资,扩大消费,推动出口,进而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杜江,2002)。

五、结论

本文通过计量实证分析的研究结果认为:四川省自身所拥有的资本对工业部门的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四川省的外商直接投资对四川省工业部门不存在正的技术溢出效应,其主要原因是四川省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数量比较少。

因此,通过增加固定资产的投入来增加产出依然是促进四川省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四川省不应该去积极的吸引外国外商直接投资,反而要学习东部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经验,加大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力度和强度,形成“聚集效应”,促进四川省的经济发展。只有这样,根据“市场规模假说”,外商直接投资就会主动的来四川投资,将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水平通过技术扩散效应,带动本地企业主动进行技术创新,提高技术吸收能力,并且使企业间形成竞争态势,实现技术溢出对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积极效果,使经济发展的效益和质量变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