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债务契约假说(Watts和Zimmerman,1986)表明债权人为了确保资金安全,会在债务契约中设置一些限制条款(有些条款与会计数据有关)。随着负债程度的增加,企业违反债务合约的概率增大。为了避免违反债务契约(特别是那些与会计数据有关的限制条款),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也将增加。国外也有一些实证文献验证了债务契约假说是成立的(Skinner,1993;Sweeney,1994;DeFond和Jiambalvo,1994等)。国内这方面的文献并不多,比如,张玲和刘启亮(2009)以我国1999年~2004年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公司的负债水平越高,盈余管理动机越强烈;由于政府控制公司的债务约束软化,负债水平对其盈余管理并无明显影响,而在非政府控制的样本组中,公司的负债水平则与盈余管理显著正相关。

这篇文章可能存在一些不足:一是在计算盈余管理指标时存在着一些与原文献不相符的情况。比如文章中说明是采用横截面Jones模型,但是估计过程却并不同原Jones模型一样。真正的Jones模型估计的可操控应计利润应该为估计方程的残差,并且估计时总应计利润是不变的。而文章中的估计模型,采用两个不同的总应计利润来估计可操控应计利润,在估计方程参数时使用一个,推算可操控应计利润时使用另一个。作者的处理方法,可能意在提高度量盈余管理的精度,但这是目前国内外首次运用,其有效性尚需检验。二是文章中使用可操控应计利润的绝对值度量盈余管理,而在控制变量中没有反映经营环境波动性的变量(如经营现金净流量的波动性,销售收入的波动性等),这会导致检验结果过度拒绝没有盈余管理的假设(Hribar 和Nichols,2007)。

针对该文中可能存在的不足,本文做以下处理:一是在采用三种方法估计可操控应计利润,以提高检验结果的可靠性,且这些方法的设计和估计过程都完全按照原文献的要求进行;二是在控制变量中增加反映经营环境波动性的变量(如经营现金净流量和销售收入的波动性等),以提高检验结果的可靠性;三是根据以前文献控制更多可能影响盈余管理的变量,以降低检验模型误设的概率,增加检验结果的可靠性。

在此基础上,本文以2000年至2008年间1 048至1 573家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资本结构和盈余管理的经验关系,在控制住公司治理、企业特征和行业结构等因素后发现:企业负债经营程度与盈余管理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且是否国有控股并不改变这一检验关系。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随着负债经营程度的提高,企业可能会利用盈余管理,以降低企业违反债务合约概率。

本文其余部分的结构如下:第二部理论假设和计量模型;第三部分介绍变量和数据;第四部分实证结果;最后总结与建议。

二、理论假设和计量模型

Watts和Zimmerman(1986)的债务契约假说表明:债权人为了确保资金安全,往往会在债务契约中设置许多限制条款;随着负债程度的增加,企业违反债务合约的概率增大,因为避免违约而进行的盈余管理行为也将增加。

Skinner(1993)发现:公司投资机会会影响公司债务和薪酬契约的特性,并在控制公司投资机会后,公司会计政策选择行为符合债务契约假说。Sweeney(1994)对美国130家违反债务契约的上市公司进行研究,发现这些公司的管理者会平滑利润增长,债权人会提高违约成本,会计处理的灵活性是管理者平滑利润的重要决定因素。De Fond和Jiambalvo(1994)对1985年至1988年间美国94家违反债务契约的上市公司进行研究发现:在违约前一年,公司的可操控总应计利润和流动应计利润均显著为正;在违约当年,在控制管理层变更和审计师聘任因素后,流动应计利润显著为正。

上述研究表明,企业为了避免违反债务契约相关条款而进行更多的盈余管理。因此,本文的假设为:

在控制住公司治理、企业特征和行业结构等因素后,国有控股和非国有控股企业的负债经营程度与盈余管理均呈正相关关系。

为检验上述假设,本文设置以下面板数据计量模型:

|DAkj,t|=αj ?准1LEVj,t ?准2(LEVj,t×NONSTATEj,t) CONTROLj,t?茁 ?着j,t(1)

三、变量和数据

(一)资本结构的度量

资产负债率(LEV)=总负债/总资产账面值。

(二)盈余管理的度量

在国内外大量有关盈余管理文献的基础上,本文使用可操纵应计利润的绝对值|DAkj,t|衡量盈余管理,并通过以下四种方法估计DAkj,t。

控股股东类别(NONSTATE)(若国家为控股股东,取0,否则取1)、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财务报表是否由四大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是,取1,否则取0)、审计结果是否为标准无保留意见(是,取1,否则取0)、公司是否同时发行B或H股(是,取1,否则取0)、资产收益率(为年末净利润除以资产总额)、BM=(年末流通股市值 非流通股每股净资产×非流通股股数 负债总额)/总资产账面值、公司规模(年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公司上市年数的自然对数、行业和年度虚拟变量、经营活动净现金流标准差和销售收入标准差:通过t-2至t年间,主要是为了尽量消除采用可操控应计利润绝对值作为盈余管理的代理变量带来的负面影响(Hribar和Nichols,2007)。
(四)数据

本文选取2000年至2008年间上证和深证1 048~1 573家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从深圳国泰安公司开发的《CSMAR中国上市公司财务指标数据库》以及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色诺芬公司联合开发的《CCER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库》中提取出各类公司治理和财务变量。

表1提供了各变量的含义和基本统计量。

四、实证结果

上述结果表明,本文无法拒绝已设的假设,在控制住公司治理、企业特征和行业结构等因素的情况下,无论是国有控股还是非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其资本结构与盈余管理均呈正相关关系,符合债务契约假说。

五、总结与政策建议

本文以2000年至2008年间的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资本结构与盈余管理的经验关系。在控制住公司治理、企业特征和行业结构等因素的情况后发现:国有控股公司、非国有控股公司以及全部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与盈余管理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在资产负债率提高时,上市公司会利用盈余管理调节利润,以降低违反债务契约相关条款的概率,维护公司的信用,维持和增进公司债务融资的能力。毋庸置疑,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会加剧债权人和债务人信息不对称程度,进而影响企业的债务融资,阻碍企业的发展。

鉴于上市公司存在上述不良行为,本文提出以下应对措施,改进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质量,减轻债权人和债务人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不利影响,保护债权人合理、合法利益,进而维护企业债务融资渠道的良性发展,促进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首先,加强证券市场的监管力度,促使上市公司客观、公正地信息披露;其次,进一步完善会计准则,减少产生盈余管理的制度漏洞,使财务报表公允、客观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再次,建立民间审计市场的长效机制,培植良好的民间审计市场,为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提供可靠的外部监督机制;最后,完善公司治理,比如增进外部董事的独立性、合理设置内部审计、合理薪酬激励机制等,从公司制度上抑制盈余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