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三公经费，是指公务接待费、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费、公费出国经费。
　　 “三公”经费的实质，是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使用财政收入为其正当公务行为提供便利和条件的消费行为。其实，费用的本身是行政成本的组成部分，关键在于使用的“度”上。合理、适度的使用公车、进行接待、出国考察等，原本是为了提高工作效率而进行的必要花费，只要是真正公务所需，本无可厚非。但由于过去从上到下没有形成对“三公”经费使用的基本监督机制，“三公”经费的核定、使用、管理和内外监督长期处于弱化状态，我国每年各级政府的“三公”经费支出一直存在数额大、没章法、难监督的无奈局面，铺张浪费以及其他各种违法行为日益严重。
　　 2011年两会上，众多代表委员的提案纷纷剑指“三公消费”。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再次关注“三公消费”，“三公消费”公开的话题也再次升温。社会各界要求公开“三公”经费、管住“三公”经费不当支出的呼声日渐强烈。
　　 一、全面推进和落实“三公”经费公开
　　 2011年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表示：今年“三公消费”支出原则上零增长，切实降低行政成本。
　　 3月2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中央各部门“三公”经费公开；5月4日，再次要求中央各部门公开2010年度“三公”经费决算数和2011年“三公”经费预算情况；地方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要比照中央财政做法，做好公开工作；8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深化政务公开加强政务服务的意见》，进一步要求各地财政“公开的内容要详细全面，逐步细化到‘项’级科目”。
　　 从以上紧锣密鼓的步骤中可见，政府顺应民意和推进公开治理“三公”经费的坚定决心。从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中央本级“三公”经费决算支出为94.7亿元，而2011年中央本级“三公”经费财政预算支出为94.28亿元，比上年决算数减少了4200万元。应该说，这份预算“大账”体现了政府的意志，将“三公”经费“零增长”的要求落到了实处。据统计，绝大多数中央部门已公开了“三公”经费。然而在地方，除了北京、上海、陕西三个省级单位和广州、成都等少数几个城市公布“三公”经费内容外，其他省市各级政府尚无动静。
　　 公开是非常必要的，我们认为，不光是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也应当向单位职工公开。但这只是第一步，需要切实解决好公开环节存在的问题，决不能单纯“秀”一下数字，而是要为有利于真正治理和约束好数字背后的行为而公开，推动“三公”公开真正走向法制化、常态化。
　　 二、加强“三公”支出管理与监督的措施
　　 “三公”消费泛滥根本原因就在预算缺乏透明和细化。要根治三公消费，还是要依靠制度上的转变，不仅要控制公务活动的支出，降低行政成本，更要减少不必要的公务活动，提高行政效率。
　　 在2011年11月21日，国务院法制办公布的《机关事务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中明确“三公”支出不得挪用其他预算资金，不得摊派、转嫁费用，杜绝“大手大脚”；公务用车油耗和维修保养费用不得高于社会平均水平，预防“车轮腐败”；政府各部门不得安排无实质内容的一般性考察和培训，管住“超标接待”。明确要求县级以上政府定期公布“三公”经费的预算、决算和绩效考评情况。《条例》将“三公”经费的规范和治理，上升到了法律层面。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对“三公”经费进行有效的管理和监督呢？
　　 （一）管紧嘴，狠刹公款吃喝。
　　 中国社会是个很讲人情、关系的社会，公务接待是各地干部的重要工作，请吃、请喝现象随处可见，公款接待的规格越来越高，公款消费存在相互攀比、假公济私现象。要扭转这一局面，可以从以下“四不”入手：
　　 1.执行规定不打折。《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明文要求“接待单位应当严格按照接待标准提供住宿、用餐、交通等服务，不得超标准接待，不得用公款大吃大喝”。2010年2月发布的《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试行）》第六条中明确提出“禁止讲排场、比阔气、挥霍公款、铺张浪费”。这就要求接待和被接待双方都要约束自己的行为。
　　 2.预算锁定不开口。加强预算管理，按制度要求的比例或者当地政府确定的标准列入年度财务预算，使所有招待支出行为均纳入预算控制，切断无预算、超预算招待的“财路”。
　　 3.结算见账不见钱。结算上，建议向“见账不见钱”转变，尽可能少用或者不用现金。凡达到转账起点金额的，一律采用转账结算。提供消费“小票”（清单）和发票，使结算环节成为“绿色”环节。
　　 4.公开监督不放松。接待本身并不就意味着腐败，但不按标准，随意吃喝，铺张挥霍就可导致腐败，是民众所不能容忍的。正常的招待是不怕公示和监督的，怕“晒”和监督的一定是违规的。建立定期公示制度，明确公示的形式、地点、时间等，使不合理招待无处遁形。组织部门要把招待费管理情况纳入干部业绩考核，加大他们的责任意识，廉政意识；纪检、审计机关、媒体也要发挥各自作用，形成全社会的监督气候，使接待工作无“腐”临门。
　　 （二）管好车，堵住公车漏洞
　　 公务用车是指由政府财政为各级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执行公务需要所配备的车辆。
　　 在我国，无论单位大小、级别高低，一般部门的“主要领导”都要配专车，而且普遍是多大官儿，“屁股”冒多大的烟儿，这似乎已是不成文的规定。加上各部门车辆严重超编（据财政部统计，全国超编配车率达50%以上），管理松驰，导致了庞大的费用开支。这些开支的构成，网上热议称“公车使用有3个‘三分之一’：办公事占三分之一，领导干部及其亲属私用占三分之一，司机私用占三分之一”。当然，这种说法未必权威，但这些现象的普遍存在已是不争的事实。
　　 首先，我们认为管好车，要对公车“限量”。在城市和乡镇公共交通条件日益发达的当下，在大中城市交通拥堵、限号出行、限购车辆等实属无奈的举措下，公车的数量必须做好“减法”，减少不必要的公务配车。9月23日，贺国强在反腐倡廉专项会议上称：“全国党政机关共发现违规车辆17.26万辆”，可见公车确有减少的空间。
　　 这方面，我们不妨学学香港。在香港，全港公务员近17万人，首长级以上官员大约1200人左右，属于港府的精英层。只有精英层中的精英，也就是特首、政务司司长等各个司局的正职配有专车。加上终审法院的首席法官、立法会主席，全港享有专车待遇的公职人员仅二十余名。除此之外，其他首长级官员不配置专车。
　　 其次，严格执行公车“限用”。出台细化的使用规则，引入社会力量进行监督，杜绝公车乱用、私用现象，健全公务车存放和节假日封存等制度。减少公车维护和运行费用。以往，新闻媒体曾多次曝光公车接送孩子上学，以及婚丧嫁娶公车成龙的现象，损害了干部形象，造成了不良影响。




　　 再次，要“限费”。据国家发改委等测算，党政机关的公车，每万里运行成本是社会运营车辆成本的5～6倍，而使用效率则仅为社会运营车辆的1/5至1/6。浪费情况可谓惊人。公务用车油耗、维修保养费用实行单车核算，不得为公务用车增加高档配置或者豪华内饰。
　　 怎么能把居高不下的费用降下来呢？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一些部门和城市就自发地对公车管理进行了改革和探索，采取货币化补贴的方式，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黑龙江省的齐齐哈尔和大庆也进行了这一尝试。尽管公众对货币化补贴看法不一，但据有关部门调研结果显示，凡是进行车改的地区和部门，公车费用支出普遍比从前大幅减少。这至少能说明，车改是对的，但要把它加以完善。温总理在2011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了要“规范公务用车配备管理并积极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建议有关部门尽快出台推进公车改革的指导性文件。
　　 （三）管好腿，严防公费出国游
　　 随着我国加入WTO，对外交流日益增多，正常的考察、学习、招商等工作理所应当。但须从严管理，否则，不但耗费国家资财，还将影响党和政府的形象。
　　 近年来，国家有关部门对于公款出国（境）印发了一系列文件；旨在限制出访团组数和人员数量、在国(境)外的期限、禁止一般性考察或重复考察等。尽管中央年年三令五申，但公款出国（境）人次、经费却有增无减。问题是这些制度、文件在许多部门被束之高阁。一些干部自律意识低下，借公务之名，行游玩之实，你说你的，我走我的，结伴出、组团出、轮流出，当成休闲、渡假、探亲和观光的好去处，几番“冲出亚洲，走向世界”。毕竟能够公费出国（境）的绝非“平庸”之位、“等闲”之辈，如果仅依赖单位内部和下属的监督，其力度可想而知。
　　 因此，对于干部的出境情况要坚持“从严监督”。建立一套严密的审监机制，充分发挥各级组织监督职能，严格出游费用审报制度，对变相公费出游的费用坚决不予报销，同时给予相应纪律处分，并与干部的考核晋升直接挂钩，充分发挥外部监督作用。
　　 总之，做好“三公”经费的常态化管理，必须公开、透明；必须有相应法律和制度作为保障；必须内外监督，多管齐下，相信通过至上而下的大力整治，“三公”支出的“瘦身”，指日可待。